(1)发展变化：民族资本在中国工业资本产值中超过官僚资本；民族资本在中国工业资本产值中产值及比重逐步增加。主要原因：国民政府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实行“法币政策”；开展“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民族工业的发展。
(2)历史现象：官僚资本膨胀，民族资本萎缩。原因：抗战期间，在国统区，国民政府实施战时体制，强化对经济的全面控制。这成为官僚阶层借以牟取暴利、压榨民族企业的工具；官僚集团凭借战时专卖制度，利用国家扶持民营企业的低息贷款，兼并民族资本，大发“国难财”。
(3)民族工业发展曲折，不平衡性强。
⑵ 四大家族
四大家族，一般是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指20世纪上半叶控制中国政治，经济命脉的四个家族，即蒋中正家族、宋子文家族、孔祥熙家族和陈果夫、陈立夫家族。有道是：蒋家的天下陈家的党，宋家的姐妹孔家的财。 蒋介石是“四大家族”毋庸置疑的领军人物，有了蒋中正的才能和野心才有了曾经煊赫无比的“四大家族”——“蒋宋孔陈”。此外，尚有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高校四大家族、美国四大家族之说。四大家族一说最早是由中共领导人瞿秋白在1920年代提出的，后来陈伯达在国共内战中写《中国四大家族》一文中指称四大家族借抗战为名聚敛民财，获得了多达200亿美元的财富。
此说法较多出现在1980年代前的国共对峙以及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大陆，带有敌视意义，现今已很少在大陆的主流媒体中，对他们的一些指责也缺乏足够的证据。
目前大陆学术界已经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蒋宋虽有些家产，但从经济上考察微不足道。孔陈是大财团，虽在财富积累的过程中较多的挖了国有资产的墙角，但仍属于个人资本主义经济的范畴，和国家资本主义是不同的。
四大家族所办实业：
蒋家 （蒋介石 蒋经国）
中央银行、资源委员会、中美实业公司（宋美龄）、新赣南国民经济建设公司（蒋经国）；
宋家 （宋美龄 宋子文 宋霭龄 宋子良 宋子安）
抗战前，开办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联营公司、中国物产公司等，1937年4月，以低价收买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股票，并取得半数股权，由宋子文任董事长。抗战期间开办有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抗战结束后开办有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控制中国银行。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还担任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
孔家 （孔祥熙 孔令伟 孔令侃 孔令杰）
祥记商行（祥记公司）、广茂兴票号、晋丰泰票号、山西裕华银行、花纱布管制局、庆记纱号（主营棉纱）、强华公司、大元公司（主营五金交电）、中国兴业公司、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长江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嘉陵公司、祥记汽车行、恒义升商行；
陈家 （陈果夫 陈立夫）
中国农民银行、中央合作金库、中国粮食公司、农业供销公司、中和盐业公司、大华企业公司、华西建设公司、中国工矿建设公司、华西垦殖公司、中华绸缎公司、棉花运销公司、齐鲁企业公司、贵州企业公司、太平洋兴业公司、华美贸易公司。
代表人物
宋子文
宋子文(1894年～1971年)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财政部长。原籍广东省文昌县(今属海南省)。1894年12月 4日(清光绪二十年十一月初八)生于上海。父宋嘉树早年留学美国﹐一度在上海当传教士﹐后改营工商业﹐同情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宋子文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继入美国哈佛大学经济系。1917年回国后受盛宣怀之聘﹐任汉冶萍公司驻上海总办事处秘书等职。1923年10月赴广州任孙中山大元帅府英文秘书兼两广盐务稽核所经理。1924年 8月任中央银行行长。其后调任广东省政府商务厅长。后又升任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任广东省财政厅长﹐整理财务颇有成绩。1926年 1月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任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中央商务部长等职﹐负责筹措北伐军经费。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时﹐他积极从财政上予以支持。1926年12月前往武昌。次年初先后任武汉国民政府委员﹑常委等职。
1927年4月﹐宋子文乘武汉政府派他往上海考察形势之机﹐与吴稚晖﹑白崇禧等策划反共清党﹐支持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并力促蒋﹑汪合流。蒋介石8月下野﹐12月同其妹宋美龄结婚。他竭力争取美国当权人物和江浙财团支持蒋介石重新上台。1928年2月蒋介石再次上台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宋被任为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随之任中央银行总裁。1929年3月当选为国民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以后又连任三届。1931年6月任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九?一八”事变后﹐曾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12月与蒋介石同时下野。1932年宋子文再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一度代理行政院长。1933年10月后﹐辞去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次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宋赞成和平解决﹐与宋美龄往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中共中央代表等进行谈判﹐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和国共联合抗日作出贡献。
⑶ 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生产哪些香烟
中华民国成立之初
1916年南洋公司成立，那时是民国初.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生产 红金龙香烟.
今有烟二种，一为国货.
1905年由简照南（1870～1923，广东南海人）、简玉阶(1875～1957)兄弟创办于香港，当时资本为10万港元。由于缺乏技术和经验，并受到英美烟草公司的竞争和打击，于1908年亏损停业。1909年因得到叔父简铭石资本 9万元而复业，更名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1911年起，公司转亏为盈，业务不断发展。1916年在上海设立卷烟厂，接着又在全国主要城市及南洋群岛一带设立分支机构。1918年改组为南洋兄弟烟草股份有限公司，向北洋政府注册，额定资本为500万元，实收270万元，并将企业中心由香港移至上海。在此期间,公司最大的竞争者英美烟草公司曾3次企图吞并它而未果。为进一步扩大企业,壮大实力,从而抗衡对手,公司于1919年向社会招股,资本扩大为1500万港元，简氏家族以占总股份的60％而控制企业。1918～1920年，公司先后在武汉、上海、香港等地添设分厂，并在山东坊子、河南许昌开设收烟场和复烤厂，在安徽刘府开设收烟场；销售机构则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及东南亚各地。全盛时有职工 1.4万余人。1927年10月企业实有资本近2000万元。1923年，总经理简照南去世，其职由简玉阶接任。 1927年以后，国民党政府实行有利于外商的不平等税收政策，使南洋公司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遂由历年盈余逐步走向亏损,仅1928～1930年间就亏损575万元,经营更加困难。1937年4月，官僚资本趁公司危难之际，低价收买公司股票，取得了半数股权和绝对控制权,遂改组公司,由宋子文(1894～1971)任董事长，原总经理简玉阶成为徒具空名的董事和设计委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上海总厂毁于“八·一三”炮火。随着战局变化,公司业务中心逐渐移至香港、重庆,并建立了重庆烟厂和广州烟厂。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厂恢复生产。1949年6月人民政府对公司实行监督,1951年2月实行公私合营，简玉阶出任合营后的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出任总经理。
⑷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发展历史
简照南，1870年生，广东南海人，17岁时随叔父简铭石去香港经商，后在日本神户自设东盛泰商号。简玉阶是简照南的弟弟，比哥哥小5岁，1893年随兄去日本学习经商，经过几年艰苦创业，事业有所发展。
20世纪初，面对洋货对中国市场的冲击，简氏兄弟萌发了“实业救国”的思想。
1905年兄弟二人筹集资金，在友人的帮助下，于香港创办了广东南洋烟草公司，但3年后即亏本歇业。在困难面前，兄弟二人并没有退缩。在简铭石的全力支持下，公司在拍卖整理后，于1909年改名为广东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继续营业。兄弟二人分任总、副经理。改组后的南洋烟草公司，简家居绝大多数股份，其中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占47%，另一兄弟简孔昭占47%。 辛亥革命后，华侨爱国心大受鼓舞，国货畅销。兄弟二人抓住时机，致力于推广中国货，新产品畅销华南及南洋各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公司业务得到迅速发展。1916年在上海设立分厂，每年盈利均高达百万元。1918年改上海厂为总厂，香港厂为分厂，工人万余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共历史上最危险的叛徒”顾顺章也曾在本公司做过钳工。
1919年8月，为对付英美烟草公司的压迫，简氏兄弟登报招股，将公司再次扩大改组，于上海、香港两地共设5厂，同时开办锡纸厂，并在烟叶产地设收购处、焙叶场。简照南任公司总经理，简氏家庭仍占股份的60%以上。在随后的几年里，公司年年盈利。 1923年兄病逝后，简玉阶继任总经理。1925年公司再度扩大，在浦东、汉口设新分厂。从1927年开始，由于中外卷烟业竞争加剧，民族资本得不到保护，再加上内部管理不善，家族矛盾凸显，公司连年亏损。到抗战前，企业已濒于奄奄一息的境地。
1937年宋子文集团借机控制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取得公司半数股权。简玉阶任董事和设计委员，实 际处于闲职地位。之后的12年，公司一直为官僚集团把持和控制。
抗日战争时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在上海的总厂被日军炮火所毁，公司的业务中心也就转移到香港和重庆，汉口的分厂也迁往重庆。 解放后，中央人民政府对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上海厂、重庆厂、汉口厂、广州厂相继实行了军事监管，没收官僚资本，成立了临时管理委员会，1951年2月召开了第一次董建联席会议，通过公私合营协议，企业改名为公私合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玉阶先生出任副董事长，简照南之子简日林被聘任为总经理。到1957年，公司盈利增长了十倍以上。上海、汉口、广州、重庆四厂先后改为独立核算单位，全部纳入国家计划。
1960年，“南洋”董事会决定，委托中国银行驻港总稽核室代管其香港厂。与此同时，“南洋”设在各地的烟厂和办事处都分别划归当地政府管理。至此，“南洋”设在上海的总公司变成空壳公司，其留下的香港厂一脉则继续发展。1963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先念在北京主持召开专题会议，决定扶持振兴老牌民族企业“南洋”的发展，并责成国家有关部门在优质烟叶的供应上给予鼎力支持。
1965年6月，“南洋”完成由香港的鹅颈桥旧厂迁往九龙新蒲岗六合街6号的迁址工作。搬入新厂区后，“南洋”添置和更新了设备。自此，“南洋”的业务发展也开始进入正常轨道，其本港销售逐年增加，出口市场也稳步扩大。 1980年，“南洋”在产权关系上正式归属上海市政府。1981年，上海市政府在香港注册设立了全资窗口公司“上海实业有限公司”(“上海实业(集团)有限公司”的前身)，“南洋”即成为“上实”旗下的成员企业。
从“上实”接掌“南洋”起，“南洋”走上坚持突出主业、不断拓展海外市场的发展新路，并逐步实现生产与管理的现代化。
在新的发展阶段，“南洋”得到上海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厚爱。历届市政府领导人勉励公司再接再厉，不断创新，把民族企业的好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 1996年，“南洋”经过重组，其资产进入“上海实业控股有限公司”(简称“上实控股”)。是年5月30日，“上实控股”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此举标志着“南洋”跃上生产经营与资产经营相结合的发展新台阶。
1997年香港回归后，就在亚洲金融危机最险恶的时刻，“南洋”在上海实业集团及“上实控股”的全力支持下，不仅不“内撤”，反而更加坚定扎根香江和支持香港经济繁荣稳定的决心，并当即投下8.8亿港元的巨资对厂房进行搬迁扩建，使生产设备和管理系统全面更新升级，大大提升了“南洋”的技术水平、生产能力及市场竞争能力。
如今，“南洋”已发展成为一个拥有核心技术、生产与管理全面现代化的企业集团，并且在海内外赢得了广泛而持久的品牌信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