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短线王中王 论文
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简论
就世界范围来看， 很多国家和地区均以打击内幕交易行为、维护证券市场公正秩序，为其证券立法的主要目标。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上，国外立法通常在对那些已被证实的内幕交易行为课以民事责任(当然还包括行政的和刑事的责任)的同时，尚辅之以内幕人短线交易收益归入制度(以下简称归入制度)，作为其前沿防线，来阻吓内幕人的内幕交易行为。我国《证券法》第42条对此亦做出明文规定，但由于新法制定不久，一些基本理论问题尚有待澄清，法律规定也有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本文拟就此试做探讨，以期于《证券法》的顺利执行和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有所助益。
一、法律关系的分析
从法律规定来看，归入制度主要涉及三层法律关系：第一层是由内幕人买入或卖出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法律关系；第二层是由内幕人在前一关系结束后六个月内为相反行为（卖出或买入本公司股票）而与相对人结成的证券买卖关系；第三层是在内幕人因前两层关系而获益的情况下，其与公司之间的收益归属关系。内幕人贯穿于这三层关系之中，从而使之呈现出内在的联系。首先，前两层关系中，内幕人第一次的买入或卖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出或买入而为的，因此可以认为第一层关系具有手段性，而第二层关系则具有目的性特征，即从内部人角度讲，第一次的买或卖行为是为了第二次的卖或买而为的。但是内幕人若想获得收益，这两层关系就缺一不可，所以它们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短线交易。其次，只有短线交易有效存在，且内幕人因此而获利，才可能引发第三层关系，即公司的收益归入。倘若构成短线交易的两个法律关系有一个欠缺或不成立，则收益归入就无从进行。再次，《证券法》对前两层法律关系并不直接进行的价值评价，法律所要评价的只是第三层关系，即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对收益进行最终的分配。在明晰了上述法律关系之后，下面将探讨归入制度的一些具体问题。
二、内幕人的界定
（一）董事、监事、经理应否受规制
将《证券法》第42条与《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以下简称《暂行条例》）第38条相比较，可以发现，《暂行条例》将从事短线交易的内幕人界定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其范围较《证券法》要广（后者规定为持有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之所以如此，也许是因为立法者考虑到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明文规定，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期间不得转让所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而认为上述人员已无从事短线交易的可能。但问题却依然存在。
1.尽管公司法不允许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但若其事实上转让了应当如何处理，是认为其转让行为无效而令其与交易相对人互负返还义务，还是适用归入制度，这其实是立法者早该考虑的问题。
2.《证券法》第67条仍将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内幕交易禁止制度的规制范围，似乎并未受到《公司法》第147条的影响。而作为其前沿防线的归入制度，与之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实为不妥。不论是从立法文意前后连贯一致的角度，还是从规范严谨科学的角度讲，第42条都应与第67条一致起来。
3.《公司法》第147条仅仅限制董事、监事、经理转让资格股份，而不限制其受让股份，于是就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在任职之前卖出股份，在任职期间内买入，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2）在任职期间内买入，在去职后卖出，相距不超过六个月者；（3）任期不满六个月者，在任职前买入或卖出，在去职后卖出或买入。于情形（1）董事、监事、经理自买入后即受《公司法》第147条的限制，故先不予讨论。情形（2）是否应受规制，理论上有争议。一说认为买入及卖出时当事人均需具有董事、监事、经理身份才能受规制，是为“二端说”。一说认为只要买入或卖出时当事人具有此身份即应受规制，可谓“一端说”。美国实务界采“一端说”，我国台湾原采“一端说”，近来改采“二端说”，但颇受学者批评[1]。但无论依哪种学说，情形（3）均无法规制，至为明显。在我国，证券法学说与实务均尚不发达，因而对（2）（3）两情形如何规制少有说明。笔者认为应从归入制度立法目的出发来考量，以设定内幕人的范围。概言之，设立该制度不单纯是为了禁止短线交易，亦不仅在于使公司取得内幕人的收益，而是要以此方式积极阻吓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而公司董事、监事、经理具有特殊地位或职务，常能接触公司秘密，有可能利用内幕信息为短线交易，因此对其适用归入制度加以规制是必要的。具体操作上应采“一端说”，对于某些特殊情形（如上述情形（3））亦应加以规制。
（二）关于持股5%的股东的规定
关于受规制的股东，《证券法》与《暂行条例》分歧不少。一方面，《证券法》把受规制的股东范围由法人股东扩大到自然人股东（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立法者放弃了限制自然人持股数量的立场）；另一方面，《证券法》将有表决权股份改为公司已发行的股份，从而把持有5%以上无表决权股份的股东也包括了进来，较《暂行条例》为全面。因为大股东无论其有无表决权均与公司有较密切的联系，可能获知公司内情，实有规制的必要。[2]然而《证券法》却未如《暂行条例》那样将持股5%以上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规制范围，又为不足。[3]若能将二者结合，取长补短，当为最好。
三、短线交易行为的解说
《证券法》第42条规定内幕人将股票在买入后六个月内卖出或在卖出后六个月内买入者方可适用归入制度。结合该法第32、33、35条的规定，此处所说的买卖行为包括在证券交易所进行的公开竞价交易应无疑问，但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者，以及于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者，应当如何对待，则值得思考。
对于以场内交易方式以外的方式买卖股票，美国司法实务界认为，如果买卖标的物为发行公司股票，不问是否在集中交易市场买卖，均适用1934年联邦证券交易法第16条b项的规定，应受归入制度的制约。在我国能否做同一解释，尚需要结合《证券法》第41、42条来分析。第41条规定，持有一个股份有限公司已发行的股份5%的股东应在其持股数额达到该比例之日起三日内向该公司报告；属于上市公司的，应同时向证券交易所报告。由此看来，其规制的对象不仅限于上市公司股东，也包括未上市的股份公司股东。于是第42条所称的“前条规定的股东”亦不仅局限于上市公司的股东，自然也包括了未上市的股份公司的股东。前者进行的证券交易，依《证券法》第32、33、35条的规定，通常是在证券交易所内进行的公开竞价的现货交易。而后者则显然不能采用场内交易方式。因此从解释的角度看，短线交易人的买卖方式不仅有场内集中竞价交易，也可以是场外柜台交易等其他交易方式。
在六个月内非因买卖行为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则通常包括以下几种情形：1.因质权的行使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内幕人买入股票后六个月内因他人行使质权而丧失股票；以及于卖出后六个月内因行使质权而取得本公司的股票。2.因离婚分割夫妻共同财产而取得或丧失股票，即购买当时系以夫或妻一方的名义购买，实则为共同财产，于离婚之际分割过户，一方丧失股票，对方取得股票。3.因受遗赠或依继承而取得股票。4.因赠与而取得或丧失股票。5.因公司增资配股、或因公司债的转换以及因公司合并换发新股而取得股票。
上述诸情形，美国司法实务界称之为“非正统的交易（unorthodox transactions），以与“正统的的交易（garden-variety transactions）相区别。后者特指现金买受股份的交易行为。一般认为，决定该行为是否为短线交易规范下的买卖行为应当考虑以下因素： 1.该行为是否为自发的行为（whether the transaction is voluntary）。如果因超出其所控制的事件而被迫执行一项交易则此行为将无法成为内幕人滥用内幕信息的工具。2.时间上的控制（control of timing）。如果无法控制交易的时间，那么行为人将无法准确的将其交易行为与依内幕信息所预期的股份变动相配合。3.内幕人是否已获利了结（whether the insider cashes out）。如果内幕人通过交易获利并将利益转化为无风险的形式（比如现金），则该行为有可能受到短线交易规范的规制。[4]依此标准来衡量，上述行为并非完全或主要能由当事人自主控制，因此与第42条所称买卖相去甚远。当然这只是学理观点。如果上开标准能为我国证券管理机关或者司法机关采用当为最好。
四、短线交易人：责任还是义务内幕人的短线交易收益将被收归公司所有，那么，该内幕人对公司承担的是责任还是义务呢？乍看起来，这只是个没有多少实意的概念之争。其实不然，如梅里曼教授所言：“实际生活中离开了概念人们就无法进行语言交往” [5]，我们本来就生活在概念的世界里，通过概念来把握事物，人与动物的区别也正在于此[6]。如果人们对某一事物尚未能加以概念式的把握，那么人们的认识还不是深刻的。从理论上讲，法责任与法义务不是同一层面的范畴，责任是由于违反第一性义务而招致的第二性义务。[7]一般的说，在产生上责任与义务有一种继起的关系。其次，责任具有必为性和当为性，即责任的认定需由专门的国家机关来进行，并且国家直接运用强制力保障履行，具有必须承担和实现的性质。并且责任是对否定义务行为的否定，有责主体不能拒绝，而义务则不然。就民商法领域而言，一些义务可以由当事人自由设定，其实现亦不需要国家权威的介入，即民法上的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8]
就归入制度本身而言内幕人对公司负有责任还是义务，实际上反映了对归入制度的两种不同认识。若采责任说[9]，则意味着内幕人的行为违反了先在的义务或侵犯了公司的权利，而要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即短线交易行为本身具有可责难性。相反，若采义务说，则表明交易行为本身没有问题（或说法律对此不加细究），只是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在内幕人与公司之间作一番利益的重新分配，从而要求内幕人履行一种新设的义务。
从源头来讲，责任说多受到美国法的影响。证券法律制度原以美国最为发达，其立法模式深刻地影响了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在借鉴和移植的过程中，其普通法传统对责任与义务不加严格区分[10]、常常混用的负面作用也表现了出来。然而我国法制自晚清以来，深受欧洲大陆法影响，对责任与义务多加区分，已成定式。因此为了我国法制的体系化进程，也为了证券制度能融汇于整个法律体系之中，诚有必要区分责任与义务。[11]
笔者认为义务说是妥当和可以接受的。因为一般理解责任多含否定性评价的成份，而义务则不然。若按责任说，其后果必然使交易关系被否定，使交易双方返还给付，这对交易相对人是很不利的。不过，从我国《证券法》第42条中看不出这层含义。如前所述，法律对短线交易行为本身未做任何评价（尽管立法者内心对此也许极为反感），而是利用交易成本理论驱动内幕人自己衡量利弊，主动放弃短线交易的念头，从而抑制内幕交易的发生，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另外，股东除了出资义务以外不再对公司负任何义务，因此买卖自己股票行为本身的正当性是明显的。即使该股东可能实际利用了公司的内幕信息，但在尚未被证实前也不应受到责罚。并且这种交易行为本身很少能构成对公司的直接损害，也就谈不上对公司的赔偿责任了。
在法律上，权利与义务是一对基本的范畴，往往相伴而生。因此当法律为内幕人设立一项新的法律义务——将收益交付公司时，也就赋予了公司以归入权。这实际上是在公司与内幕人之间设立了一项债权债务关系，为实现收益的重新分配铺平了道路。
这个权利义务关系由于是法律直接规定的，不以当事人之间有约定为必要，因此属于法定之债，而与合同之债有区别。其次，它与不当得利之债亦不相同。盖不当得利之债要求一方无法律上原因而获利、并致他人损害、而且获利与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但收益归入之债中的内幕人虽然获利，但系来自于此债权债务关系以外的第三人，并且也支付了对价，有法律依据。另外内幕人的获利并未当然导致公司受到损失，因此与不当得利之债有别。再次，它与无因管理之债不同。盖无因管理要求有为本人谋利的主观条件，而内幕人显然没有为公司造福之念。最后，它与侵权之债也有区别。侵权之债“以被害人受有实际损失为构成要件，至于侵权人是否受益则非所问” [12]，而收益归入之债仅以收益为必要而不问损失的有无。综上，可以认定，收益归入之债为一独立的法定之债，公司为债权人，享有归入权，内幕人为债务人，负有收益给付义务。
五、公司归入权：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
在明确了公司与内幕人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以后，随即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归入权是请求权还是形成权。在此问题上学者们往往争论不休。有人认为它是请求权[13]，而更多的人认为其乃形成权[14]。后者理由大抵为：请求权的权利人自己不能直接取得权利内容利益，必须通过他人的特定行为间接取得； 各种请求权都以一定的基础权利为前提。而公司归入权的行使不要求公司对交易收益享有所有权，即归入权不以基础权利为前提，只要公司或其股东做出利益归入的意思表示，即可成立；而且该权利的行使也使原证券买卖关系的结果发生变更，从而否定了短线交易者的利益所有， 这恰恰符合形成权的特征，因而认定归入权性质上为形成权[15]。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看法，兹分述如下：
（一）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其非此即彼的思维模式值得思考。 这种思维模式的运用要受到条件的限制：诸选项必须在同一个层面上，其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而且各选项之和可以涵盖全部可能的情形。以此来审视请求权与形成权之争，结果不令人满意。首先，从语原角度讲，“请求权”系德国学者温德赛(Bernhard Windsheid,1817-1892)所创，用以和“诉权”相区别，而“形成权”一词乃德国学者赛克尔(Emil Seckel)所创[16]。
[1] 刘连煜：“现行内部人短线交易规范之检讨与新趋势之研究”，载《公司法理论与判例研究》（二），（台北）1998年着者自版，第200页。
[2] 赖英照着：《证券交易法逐条释义》，第三册，（台北）实用税务出版社1992年六刷，第448页。
1[3]《证券法》第42条第1款规定：“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有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时不受六个月时间限制。”《暂行条例》第8条规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5%以上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在买入后6个月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6个月内买入，由此获得的利润归公司所有。前款规定适用于持有公司5%以上有表决权股份的法人股东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暂行条例》第46条规定：“任何个人不得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其不公平与不合理性是极其明显的。
[4] 此外美国法院常在特殊情况下考虑：（1）该内部人是否有接触内幕信息的途径， 或（2）若内部人因系争交易所另取得的是“经济上相当的证券”，则其造成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可能很小， 或（3）当交易之客体为两家为其所完全拥有的公司时，从一家所获之利益，将因为另一家损失而抵销，此时亦不属于须规制之行为。见前引[1] 刘连煜文，第204--205页。
[5] [美]梅利曼：《大陆法系》，顾培东、涂正平译，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74页。
[6] 这里所说的“概念”与平常所说的“定义”不同，且与时人所反对的概念法学有别。又，反对概念法学仅反对其一切皆从僵死的概念出发，无视活生生的社会现实的思维模式，而非反对法学概念本身。
[7] 张文显着：《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87页。另见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修订版，第585页。
[8] 梁慧星：“论民事责任”，载《中国法学》1990年第3期。
[9] 杨志华：《证券交易责任制度研究》，载梁慧星主编：《民商法论丛》，第一卷，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第221页。
[10] 参见林诚二：“论债之本质与责任”，载郑玉波主编：《民法债编论文选辑（上）》，（台北）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7页。
[11] 关于法律体系，王泽鉴先生曾指出：“由于其本身亦系建立于价值判断之上，故亦具有规范之功能”。见“附条件买卖买受人之期待权”，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一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52页。
[12] 钱国成：《论侵权行为》，载刁荣华主编：《中国法学论着集》，（台北）汉林出版社1976年版，第404页。
[13] 郑玉波着：《民法债编各论》（下册），（台北）1972年着者自版，第474页。 转引自前引[2]赖英照书，第464页。
[14] 如史尚宽先生认为，“依余所见，此项请求权性质为形成权。”见氏着：《债法各论》，（台北）着者1973年自版，第417页；另见，前引[2]赖英照书，第468页；雷兴虎：《论公司的归入权》，载《法学研究》1998年第4期，第105页。
[15] 参见前引[14]雷兴虎文， 第105、106 页。
[16] 郑玉波着：《民法总则》，（台北）三民书局1979年11版，第47页、第50页。1958年Hans Dolle教授在第42届德国法学家年会上发表题为Juristische Entdeckungen的专题演讲，指出形成权作为法学上一个重要的发现，其基础乃由Enneccerus所奠定。Enneccerus在其关于法律行为的着作（1889）中讨论到所谓“取得之权能”（Erwerbsberchtigungen），并尝试探究此项难以纳入权利体系中之“权利”的发生及本质。其后Zitelmann在其关于国际私法的着作中，以贯彻新认识所必须具备的明确、精细与一般化的能力，铸造了法律上“能为之权利”（Rechte des rechtlichen K?nnens）——权能（Kannrecht）——的概念，Hellwig对此深表赞同，最后由Emil Seckel在其属于德国民法学上最卓越的论文(Die Gestaltungsrechte des bürgerlichen Rechts:Festschrift für Koch(1903))中，以创造性的文字，妥当简要地称之为“形成权”（Gestaltungsrecht），并对制作严密的分类，标明其本质，探讨其发生、变更、让与、消灭等问题。见Hans Dolle:“法学上之发现”，王泽鉴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四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3页。
仅供参考，请自借鉴。
希望对您有帮助。
补充：
您可以随时给我留言，我会帮您再找找，随时欢迎您。
⑵ 股票实控人夫妇离婚对股票有没有影响
有可能有
有可能没有
有的可能是涉及到股权变更，还有双方离婚后是不是有争夺大
股东权益
的问题-
-加入和平离婚也许没事，不和平的话-
-就会受影响了。
⑶ 离婚了买的股票怎么分
法律分析：离婚了买的股票的分法：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的股票可自行协商分割，若为有限责任公司股份的，双方协商处分时必须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若其他股东不同意的，不得分割，且应当其他股东应当予以折价收购，夫妻就相应的折价款协商分配，协商不成的，由法院判决。
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一千零七十六条 夫妻双方自愿离婚的，应当签订书面离婚协议，并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登记。
离婚协议应当载明双方自愿离婚的意思表示和对子女抚养、财产以及债务处理等事项协商一致的意见。
第一千零七十九条 夫妻一方要求离婚的，可以由有关组织进行调解或者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者与他人同居；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弃家庭成员；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
⑷ 大股东夫妻之间闹离婚，对股票有什么影响
在中国股市里有积极的影响，总发行的股票数目一定的话，如果有受限股，比如说第一股东冻结，那么就意味着流通的股票减少了，那么就比较容易操控股价，所需的资金要少得多，庄家比较喜欢这类的股票，这也是为什么中小盘股永远比大盘股涨得好的原因。
⑸ 离婚时，股票期权该如何分割
我们现在在上海处理离婚案件，越来越多遇到了股票期权的分割问题，特别对于一方在外资工作的高级员工，股票期权问题尤为常见。经理股票期权（ESO）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的美国，其核心是将管理层的个人收益和广大股东的收益，尤其是长期利益统一起来，从而使股东价值成为管理层决策行为的准则。近年来，我国公司中引入ESO理论并试点实行。这样，企业经理层的收入结构主要表现为：经理层收入＝薪酬＋期权收益。其中，薪酬是短期的、确定的当期收益，期权是长期的、不确定的未来收益。他若是某上市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公司可能会为他设计了一套股票期权激励方案，授予他在未来一定期限内以某个确定的价格和条件购买公司一定数量股份的权利。他可以自己获授的股票期权在规定的期间内以预先确定的这一价格和条件购买上市公司一定数量的股份，当然也可以放弃该种权利。可见，他所拥有的股票期权是指公司授予他的一种权利，他可以在规定的时期内以事先确定的价格（行权价）购买一定数量的他所在公司的流通股票（此过程称为行权）。在股票价格上升的情况下，他可以通过行权获得潜在收益（行权价和行权时市场价之差）。现在，你们要离婚，对他所在上市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是否应当分割，若应当分割，具体如何分割，请带着你的疑问，和我们一起理清相关问题。（1）若他行权购买公司的股份，这一股份来源于哪里？中国目前的新股发行政策尚没有关于准许从上市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中预留股份以实施公司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先例，同时增发新股的政策也没有相应的条款。另一方面，中国的上市公司通过股份回购的方式，取得实施股票期权激励计划所需股份的途径也不能得到相应的政策支持。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公司除注销股份及与其他公司合并外不能收购本公司的股票。因此，由于发行体制及相关政策法规的制约，我国公司不可能像国外那样根据需要自行决定是否发行新股或回购股份，这就使得股票来源问题成为在我国企业中推行经理股票期权的长期激励计划的最大障碍。就我国目前情况来看，若政策法规方面不做松动，解决这一问题可以有以下两个基本思路：一是通过第三方从二级市场购买股票，作为实施期股计划的基础；二是通过国有股或法人股的转让，但是这部分转让得来的股票不具有流通性，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经理股票期权，也不可能像国外那样对公司高管人员产生很强的激励作用。a、新增发行。向证监会申请一定数量的定向发行的额度，以供认股权持有人将来行权(即以认股权约定的方式购买公司股票)。此方式必须经证监会批准，有相当大的政策难度。b、大股东转售。在不影响大股东控股地位的前提下，可由大股东承诺一个向认股权持有人转售公司股票的额度，以供将来行权。该方案的前提是这部分股票在向认股权持有人转售后可以上市流通。这种方式必须经证监会批准，也有相当大的政策难度。风华高科采用的就是此种方式。c、以其他方的名义回购。即通过二级市场回购一定的股票以供认股权持有者将来行权。由于中国法津规定除回购注销之外上市公司不能回购自己的股份，因此可用其他方的名义持有部分股票以供将来行权。d、虚拟股票期权。这实际上是一种把经营者的长期收入与公司股价挂钩的方式。在该方式中，经营者并不真正持有股票，而只是持有一种“虚拟股票”，其收人就是未来股价与当前股价的价格差，由公司支付。如果股价下跌，经营者将得不到收益。e、为绕开关于股票回购的政策障碍，上市公司可以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职工持股会，甚至以自然人的名义购买可流通股份作为实施股票期权计划的股份储备。（2）他行权时，购买资金来源哪里？股权激励的出发点，使受激励的人和企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减少股份公司的代理成本，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但是，中国股市的不规范造成无法形成对期权价值的合理预期，再加上非经营收入的存在、董事与经理人员安排合一等因素，根据股票价格制定的期权的行权价格并不能反映经营者的业绩。如果将股票期权的行使与反映公司业绩的净资产收益率、总利润这些指标挂钩，来设计目前的激励机制，可能激励效果更好。国外对期权价值的研究已经进行得相当深入，普遍使用的期权定价模型为B－S模型。根据期权价值的估计，可以确定期权的授予数量。实践中，许多公司将5％左右的股权或股票期权售给经理。在中国，由于诸多原因，目前对期权还不能进行准确的估价，由此也不能确定期权的授予数量。一般来讲，上市公司授予的股票期权占总股本的比例都偏小，对经理人员报酬的贡献较小。购买期权的资金来源，奖励基金从净利润中支取，只要股东大会同意就可以了，这是股东同意和管理层、员工进行“利润分享”。这种提取奖励资金的做法是符合有关政策的。但是，从其他一些期权的激励方案来看，不少是把奖励资金作为经营成本列支的，这涉及到企业的税收问题，还需有关国家政策的支持。假设要达到股权激励的理想效果，经营管理人员的持股占总股本的5％，对于大型的公司来讲，经营管理人员动则需要出资百万。这对我国许多经营管理人员来讲，尚存在支付的困难。针对多数管理人员尚无足够的资金来行使股票期权赋予的认股权的问题，可以通过开辟公司借款、担保贷款、银行专项抵押贷款、分红积累、奖励等多种渠道解决。（3）离婚时，他的股票期权是否分割？他所拥有的股票期权只是一项权利，且可能会因行权时行权价格（即预先确定的价格）低于行权日股票的市场价而产生一定的财产收益，因此该权利一般也是财产性权利。期权的这种财产性，是通过其后的行权行为（即以行权价格购得股票）得以实现的。若认为期权具有财产性性质的话，则行权是期权这种权利的固有和应有的内容，行权是期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期权之所以存在财产利益就是因为它可以行权。同时，期权的获得也是需要支付对价的，获授人支付了对价所获取的期权当然包括了将来可以通过行权行为获取相应物质利益，而不仅是“纸上的权利”。因此可以说，期权是一种财产性权利，行权是实现期权财产性的必然过程，是期权的固有内容。同时，从以上定义及期权的行权过程可以看出，附条件性的权利在将来行使是这种权利的固有特点，其所附条件及行权共同构成期权的完整内容。根据股票期权的性质及其实施方案来看，股票期权是不可转让的，否则也就违背了其将管理人员的利益与公司利益相统一的原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也有例外，如美国国内税务法规规定，股票期权不得转让，但是期权拥有人可以在遗嘱里注明某人对其股票期权有继承权，当期权拥有人死亡、完全丧失行为能力等情况出现时，其指定的家属或朋友就有权代替他本人行权。行权之后，受益人就拥有了公司普通股股票，成为公司现实的股东。这时候，受益人可以选择持有股票,作为对公司的长期投资；也可以选择将股票出售以获利。但是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规范意见》第三十条第六款有规定：“公司董事和经理在任职的三年内不得转让本人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三年后在任职内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持有公司股份额的百分之五十，并须经董事会同意。”由此可见，除非受益人在行权之后离开公司，否则由于其在公司中的特殊地位，其所获的公司股票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进行有条件的转让。由以上分析可见，他的股票期权是一种未来的权利，是否行权还存在不确定性，因为他可能因行权而不会获得收益而放弃不行权，或者他可能会从原公司辞职而失去行权的权利，也就是说这种收益是不确定的。但是股票权利的拥有是在婚后取得的，这种权利应当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双方离婚时应当对此权利进行分割，或权利归属一方，给予另一方折价补偿。但离婚案件在司法审判实践上遇到了操作上的困难，一般上市公司不允许非本公司员工分割这个权利，即使判决书上确认了配偶的股票期权份额，也造成实际上的无法行权，所以只能是他已经行使了购买的权利并获得了收益，才能就该收益进行分割。
⑹ 离婚时股权如何分割
下面找法网婚姻法编辑将介绍的方法。 股权是股东享有公司中各项权利的依据。当公司的股权是由夫妻共同财产投资而形成的的时候，那么，离婚时对该部分股权的分割也就是对该部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当然，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是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夫妻个人财产则不属于分割的范围，我们这里所说的分割只是就夫妻共同财产投资在该公司所占的那部分股权的分割，而不是对全部公司财产的分割。不过，如果是对以夫妻共同财产投资的一人公司的股权的分割则除外。 (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的分割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是以股票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对其股票的分割也就是对其股权的分割。在分配股票时，应当注意以下问题。 (1)讼争的股票是否属于需要分割的夫妻共同财产。由于股票具有财产权内容，因此只要是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以夫妻共同财产购买的，在夫妻离婚时，股票就应当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进行分割。另外，依照夫妻财产制中有关约定财产制的规定，如果夫妻双方对股票有约定，应当按照双方的约定处理。如果是婚前购买的股票，双方对此又没有约定，依修改后的婚姻法，对于一方于婚前持有的股权，属一方个人拥有的财产。但是该部分股权在婚后的收益法律却没有明确规定其归属，我们认为婚后的股权收益作为投资收益属于一种孳息，该部分孳息符合法定共同财产制的规定，应该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仍然属于分配的范围。 (2)讼争的股票是否是可以转让的股票。股票是否可以转让关系到下一步实际分割的进行。现时发行的股票可以按是否向公众发行分为两种：如社会公众股和企业内部职工股。前者是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上市公司向社会公众发行的，由投资者在证券交易所购买和操作。后者是在企业进行股份改造时向本单位内部职工发行的股票。两种股票的分割方式存在不同之处。对于社会公众股，如果是记名的，一般应当分割给在股票上记名的一方所有，如果是无记名的股票，则应当由双方协商，协商不成的可以将股票判给了解股票知识的一方当事人，如果双方均具有这方面的知识，则可采取竞价的方式来确定股票所有权的归属。对于内部职工股，由于其是限制流通的股票，根据有关规定，内部职工股不得在社会转让和交易。因此，此类股票不应当分割给另一方所有，因为它只能由作为企业内部职工一方所有，具有一定的身份性。另外，一般来说，内部股股权的转让在期限上也有限制，比如规定在公司配售三年内不得转让，三年后也只能在企业内部职工间转让。因此，内部职工股一般宜采取折价补偿的方式进行分割。 (3)讼争股票的价格。股票的价格与公司的收益联系比较紧密，股东可以通过持有股权而获得公司分红和对公司剩余财产的分配，由于股票的价格总是处在不断涨跌中，所代表的权利不是一成不变的，原始的股份投入并不完全代表其所享有的财产权利。另外，股东除了因持有股票或者出资证明书而获得收益，还可以通过转让股票获得收益，而该转让股票的收益又与当时的市场利息率和股息率有关。投资人可能会因为某支股票的行情好或者准确的抛售行为而获得利益。由于股票价值的不确定性，而目前法律对此亦无明确规定，故股票价值标准如何确定应该由双方共同协商，由法院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加以处理。 我们在分割股票时，其实并不是分割股票本身，而是在分割股票所代表的利益。因为股票作为有价证券是具有很大风险性的，股票分割后可能因为行情较好而获得较大的收益，也可能由于行情较差而遭受较大的损失。因此，经过分割后的股票，如果一方因为股票价格见涨而有所收益，另一方不得要求持股方另外补偿;反之，持股方如果因为股票价格暴跌而损失惨重，也不得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如此才符合风险和利益均衡的原则。股票的分割问题处理后，此时，持股人除了可以凭其所持的股票依法享有收益外，还能因此而享有法律规定的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经营决策的参与权。 (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的分割小编推荐阅读：离婚虚拟财产如何分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