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影響日元幣值的因素有哪些
1985年9月，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貝克、日本財長竹下登、前聯邦德國財長傑哈特•斯托登伯(Gerhard Stoltenberg)、法國財長皮埃爾•貝格伯(Pierre Beregovoy)、英國財長尼格爾•勞森(Nigel Lawson?雪等五個發達工業國家財政部長及五國中央銀行行長在紐約廣場飯店(Plaza Hotel)舉行會議，達成五國政府聯合干預外匯市場，使美元對主要貨幣有秩序地下調，以解決美國巨額的貿易赤字。這就是有名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
1985年9月，美元兌日元在1美元兌250日元上下波動，協議簽訂後，在不到3個月的時間里，快速下跌到200日元附近，跌幅20%。據說在廣場會議上，當時的日本財長竹下登表示日本願意協助美國採取入市干預的手段壓低美元匯價，甚至說「貶值20%OK」。
在這之後，以美國財政部長貝克為首的美國政府當局和以弗日德•伯格斯藤(Fred Bergsten，當時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為代表的專家們不斷地對美元進行口頭干預，表示當時的美元匯率水平仍然偏高，還有下跌空間。在美國政府強硬態度的暗示下，美元對日元繼續大幅度下跌。1986年底，1美元兌152日元，1987年，最低到達1美元兌120日元，在不到三年的時間里，美元兌日元貶值達50%，也就是說，日元兌美元升值一倍。
為了抵消日元升值對本國出口貿易的負面效應，日本政府從1987年2月到1989年5月一直實行2.5%的超低利率。在超低利率刺激下，日本國內泡沫空前膨脹。日經平均股價在4年中上漲了2倍.1989年末最後一天，日本市場交易創下接近4萬日元的歷史最高股價，得意忘形的人們認為「明年股價可望達到5萬日元」。然而以這一天為轉折點，1990年市場交易的第一天，股價就落入了地獄。
再來看看日本的房地產熱———自1985年起，日本六大城市土地價格每年以兩位數上升，1987年住宅用地價格竟上升了30.7%，商業用地則跳升了46.8%。土地價格的急劇上升造成土地擔保價值上升，土地所有者能藉此從金融機構借到更多的錢，並以此位本金再去購買別的土地。然而，到了1997年時，住宅用地價格比最高價時已下降了52%，商業用地更是下降了74%。泡沫的崩潰造成土地交易幾乎無法成交，而金融機構則被壞賬緊緊包裹無法動彈。
日元升值使海外企業和土地等資產價格以及金融資產相對比較便宜，於是日本企業和投資家意氣風發地大量接收已開始出現泡沫破滅徵兆的美國國內資產。美國則藉由美元貶值等因素成功轉移了泡沫破裂成本和外債負擔，充分利用這個緩沖期發展以信息產業為龍頭的新經濟。
90年代日元再演幣值上升風雲，1995年一度達到1美元兌換80日元，此番升值對製造業產生了實實在在的影響。企業通過加強管理提高生產率的餘地幾乎全部消失，日元升值已經達到了日本經濟無法承受的水平。隨後，在美國的干預下日元開始貶值並引發了「拋售日本」狂潮，日本經濟的增長潛力籠罩在陰影中。泡沫破裂後，由於日元貶值造成日本銀行資本充足率下降，再加上日本金融體系中固有的信息不透明等問題，使銀行體系受到市場的嚴厲懲罰，一些大銀行紛紛破產或重組。自此，日本從「十年衰退」狀態進入「退休日本」狀態。
美國發展經濟學家拉魯奇（La-Rouche）等人對《廣場協議》大加撻伐，認為它是包含布熱津斯基原則 的金融泡沫轉嫁協議，在日本製造了龐大的「超級日元」泡沫，引誘日本充當了境外美元資產的大買主，為美國巨額財政赤字提供了融資，為瀕臨絕境的美國房地產投機商「解套」，為美國的通貨與宏觀經濟穩定作出了巨大貢獻，本國最終卻在不可避免的泡沫破滅之後陷入十年蕭條漫漫長夜，至今仍未完全復甦。凱塞•沃爾夫等人乾脆直指美英聯合通過《廣場協議》、《盧浮宮協議》等工具蓄意製造了一個巨大的「威尼斯泡沫騙局」，誘騙日本入彀。
確實，20世紀90年代日本「失去的十年」與《廣場協議》擺脫不了干係，正由於日元過快地大幅度升值，同時迫於美國壓力快速、全面推行了金融自由化，刺激了日本在海外大規模投資，日本在很短時間內就上升為全世界名列前茅的資本輸出國，「收購美國」之說一時甚囂塵上，石原慎太郎的《日本可以說不》一書也應運而生。對此火上澆油的是1987年2月的《盧浮宮協議》，日本迫於美國壓力實施了1987年2月至1989年5月的超低利率，以至於日本經濟界人士中間彌漫著永久低利率的神話，有人甚至聲稱日本的低利率應該是世界「低利率接力的最後一棒」， 而正是這種低利率一方面極大地刺激了日本資產市場的膨脹，1989年東京黃金地段帝國大廈的地價就超過了加利福尼亞所有房地產的價值，一個東京市的地價竟然可以買下整個美國；另一方面激勵了企業、個人、機構奉行激進的高負債策略，借入資金用於國內外資產市場的投資。當資產市場泡沫膨脹到頂峰而日本銀行也不得不修正超低利率時，資產價格泡沫轟然破滅，眾多日本企業、機構和個人轉瞬之間淪為「億萬負翁」，致使日本的經濟復甦之路在巨額不良資產的拖累下格外坎坷。
從日元升值的經驗和教訓看中國人民幣
日元每次升值均不同程度地給日本經濟帶來一些短期利益�通過國內外商品價格相對變化促進民族工業盡快自立自強，迫使其提高競爭力和勞動生產率；在進口原材料和石油等方面節省大量的外匯；使那些受低匯率保護的、效率低下的出口企業或利益集團受到沖擊，有利於社會資源配置的優化及經濟結構的調整；匯率上升又使日本有產階級的財富大幅增值 ；促進資本輸出和日元的國際化進程；給日元對外借貸帶來增值效益；減輕還貸負擔。
日元的升值過程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71年2月從1美元兌360日元升值為306日元�固定匯率�；第二階段為1973年2月到1985年9月逐步升值為1美元兌240-250日元�浮動匯率�；第三個階段為1985年「廣場協議」迄今，日元升值為1美元兌90-140日元。
戰後，日本的產業發展、經濟振興以及國際貿易立國是在長達20餘年的鎖定日元低匯率的背景下實現的。1949年，為控制持續不斷的通貨膨脹、改革當時存在的多重匯率，日本在美國佔領當局的幫助下制定了「道奇計劃」和「經濟安定九原則」，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鎖定為1：360。正是這一固定匯率的實施，使日本產業獲得了重返國際市場的機會。日本國民經濟的外貿依存度也因此從1946-1950年的12.3%迅速提高為1956-1960年的23.4%。進入60年代以後，日本的出口產業增速加快，出口貿易急劇增長。60年代前期日本出口指數的年均增長率為17.9%，後期為15.1%，幾乎為同期世界貿易增長速度的兩倍。日元低幣值的固定匯率一直實行到1973年2月。這期間，日本經濟實現了高速增長；在1951-1955年、1956-1960年、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四個區間內，日本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分別達到8.2%、8.7%、9.7%和12.2%。
特別值得關注的是，日元在1971年2月第一次升值時的產業基礎。由於受惠於長達20餘年的1：360的日元固定匯率，日本出口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大大提高。1961-1965年和1966-1970年，日本出口總額的年均增長速度分別為17.9%和15.1%。1971年時，日本普通鋼、熱軋薄板和冷軋鋼板的成本僅分別相當於美國同期成本的56%、70%和68%。1970年，日本的汽車產量與1960年相比增長了10倍以上，並成長為世界第三大汽車出口國。日本的鋼鐵與汽車兩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水平標志著日本工業化階段發展任務已經基本完成。在這種產業背景下，日本才於1971年12月將美元與日元的匯率從1：360調整為1：306。
從70年代初期開始，日本進一步加快了其產業結構的高加工度及高開放度的進程，也因此在汽車等產業領域成為美國的強大競爭對手。1975年，日本躍居世界汽車出口的第一大國。1981年，日本盡管實行對歐美市場的「自主限制」，其汽車出口仍達605萬輛，而同年排第二位的聯邦德國僅出口215萬輛，一向號稱汽車大國的美國當年僅出口了69萬輛。正是這樣一個嚴重不均衡的市場格局引發了此後長達數年的日美汽車貿易摩擦。在這一過程中，日本政府對美國採取了只說不做的對外貿易政策，給本國產業發展爭取了更多的時間。1980年5月，日美雙方達成鼓勵日本汽車企業到美國投資設廠的協議。但這個軟弱的協議對日本企業幾乎沒有任何約束力。1981年以後，盡管日美間幾乎每年都就日本「自主限制」的問題進行談判，但日美汽車貿易的嚴重失衡狀況並沒有得到根本的扭轉，美國對日的貿易赤字仍不斷擴大，兩國的貿易矛盾終於激化，「廣場協議」由此產生。此後，日元升值進入第三階段。
與之相比較，以汽車為例，分析中國目前的產業基礎及國際競爭力。雖然2002年中國汽車產業的產量和銷量都實現了36%的年增長速度，但總規模也僅為310萬輛，同年美國在不景氣狀態下的汽車銷量仍達1100萬輛。目前全世界的汽車產量約為5400萬輛，中國的汽車產量所佔比重不過5.74%，其汽車出口在世界出口中所佔比重更是微乎其微。也就是說，目前中國的產業基礎與日本相比遠不及日元第一次升值時的水平，更無法與「廣場協議」時的水平相比。
以上事實還可以說明，日本經濟正是在低匯率的保護下發展起來的。如果迫於壓力，人民幣必須升值的話，可能帶來的後果如下：
溫和升值。一國貨幣只要存在升值預期，外資或者熱錢就會大量湧入，壓迫該貨幣繼續升值。以日本為例，1985年的「廣場協議」逼迫日元大幅升值。這之後的10年間，日元匯率平均每年上升5.2%。也就是說，如果國際資本在日本買入某一資產，如股票、房地產、債券、日元等，即使這一資產沒有盈利，它也可以通過匯率的變化獲得每年5.2%的增值率。在日元升值的早期，只有少量國際資本進入日本，買入日本的股票。此後日元升值，股票上漲，吸引更多的國際資本進入日本。這種狀況帶來了兩個直接後果，一是進一步刺激了日元的升值，二是導致日本國內貨幣供應量過度增加，再加上當時日本國內實行的是非常寬松的低利率貨幣政策，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刺激了日本房地產、股票價格繼續大幅上升，日本的泡沫經濟也因此生成。日本經濟從1986年開始出現泡沫現象，到1989年底達到頂峰：日經平均股價上漲到38915.87日元的歷史最高水平；東京市中心地價提高了2.7倍。1990年起，日本金融機構和房地產公司倒閉破產現象時有發生，泡沫開始破滅。這一悲劇後來被公認為是引發日本經濟衰退至今尚未復甦的罪魁禍首之一。
劇烈升值。中國的外貿規模約為7000億美元，直接或間接與貿易相關的就業人口超過1個億，匯率劇烈升值，將使中國的出口形勢急劇惡化。中國產品出口競爭力下降，外國進口產品價格低廉，沖擊國內市場，這不僅會造成中國失業人數的增加，也會給中國最終擺脫通貨緊縮帶來困難。如果中國經濟發展勢頭有所減緩，只會對世界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另外，中國正處於經濟結構調整過程中，世界及國內經濟環境中，許多不確定因素依然存在，人民幣突然升值，顯然沒有好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