⑴ 民國初年張騫進行經濟體制改革的的背景
張謇出任農商總長之時，正值中國經濟面臨新轉機和新困難之際。中華民國的成立，激發了中國民眾的發展經濟的強烈願望。南京臨時政府一成立就號召全國振興實業，臨時大總統孫中山號召全國各族人民均應「和衷共濟，丕興實業」。[①]袁世凱取代孫中山後，接過南京臨時政府和孫中山的振興實業口號，表示：「民囯成立，宜以實業為先務」。[②]各界也普遍認為，民囯成立專制政體消除，給實業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新機遇，猶如工商和界人士所組成的中華民囯建設會所言：「今茲共和政體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運會，建設我新社會，以競勝爭存，而所謂產業革命者，今也其時矣。」[③]他們紛紛建立農、工、商等各種經濟團體，以推動國家和社會的經濟建設事業。這一切使民國初年出現了一股波及全國上下的振興實業潮流，正如時人所言：「環視吾囯，謀祛貧弱之病，僉曰振興實業」，「群知非實業不足以立國，於是有志於實業者項背相望」。[④]
振興實業潮流的出現，並不就等於實業的振興，只有具備了相應的制度和社會條件，才能使之產生實際成果。民囯初年，在振興實業潮流形成的同時，還存在著不少有礙於經濟發展的。由於民囯初建，政局未穩，加之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戰事的，經濟制度未及系統改革，國民經濟尚待恢復，市場嚴重萎縮，政府財政瀕臨崩潰，使經濟發展面臨重重困難。對此，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迫切要求政府採取有力措施，解除這些困難，尤其要求改革經濟制度和政策。
在1912年11月工商部召開的全國工商會議上，出席會議的150多位工商界代表，提出了許多關於改革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議案。這些議案建議政府：從速修訂經濟法規，「俾固有之工商可逐漸改良，而後來之工商自能及時興起」，否則「工商必日就衰，永無振興之一日」；改變以往不合理的壟斷政策，投資設廠「務使全國一體，毋相傾軋」，「毋分畛域」；改良以前的稅則，裁撤厘金常關，否則「工商業決無發達之希望」；要實行重點產業政策，尤其是「紡織、制鉄、采礦三者，均宜用積極的保護政策」，對茶、絲、棉、鉄、土布等業，減免其原料進口稅和產品出口稅，對規模巨大的棉紡織廠、茶葉公司、絲業公司和制鉄廠，給予資本援助、補貼和利潤保息待遇，等等。[⑤]
1912年12月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之後，也向政府提出了一系列的制訂經濟法規，改革經濟制度的建議。他們指出以往中國商人缺乏商法保護的危害說：外國人經營商業，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皆有保護，所以在國內不受別種社會的侵害，在國外也不受他囯人的欺負，一舉一動是極自由的。我國商人，事事卻與他們相反，也沒有保護的法律，商業衰敗一日不如一日」，所以「商業沒有法律保護是萬不能發達的」。[⑥]又指出制定商法，改變商業習慣的必要性說：「我們今日要商務發達，學人家的新法，先要把我們舊來的商業上許多障礙除去，才能夠的。除去這許多障礙，必由國家制定一種商法，教商人遵守。若商人並不知道有這種商法，仍然照著從前的惡習慣做的去，恐怕外國的新法子，拿到中國來，還是行不得。」[⑦]
辛亥革命推翻專制建立共和制度，功不可沒；「二次革命」捍衛共和制度，無可非議，但是暴力革命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生活帶來一定的影響。工商界急切盼望政府採取有力措施，穩定政局，恢復經濟秩序。金融停滯和財政拮據是民囯初年面臨的最大經濟困難。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已經因為橡皮股票風潮而發生過一次金融危機。剛稍有緩和，又遇到辛亥革命，使傳統金融機構票號於此滅跡，錢庄再次大規模倒閉。作為新式金融機構的銀行，則面臨著擠兌的壓力，如上海的信成、四明、浙江三大商辦銀行，因支撐不住擠兌風潮而宣告停兌。[⑧]到張謇出任農商總長時，尙未恢復元氣。政府財政，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政府，都依靠借債度日，維持軍費開支尚不足應付，根本沒有能力投資於經濟建設。
張謇就是在這樣生機與危機共存的背景下，抱著慎重而負責的態度出任農商總長的，並准確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努力去開創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局面。張謇作為關注世事的知識分子實業家，既看到了民國成立對中國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新機遇，希望「現政改共和，決不致如前腐敗，置身行政者，對於實業當竭力補助維持，輔育長成而後採取，萬不可再加摧殘也」，「一切實業、之障礙，漸可解除」；[⑨]也看到了發展經濟對鞏固民國政權的重要性，認為「今社會凋敝已極，第一須恢復元氣，恢復之道，舍振興實業其道無由」，「今欲鞏固民國，非振興農工商各項實業不可」；[⑩]更看到了所存在的種種困難，毫不隱諱地指出：「民國肇新，破壞之業已終，建設之事方始，然而環顧全省（指江蘇省），金融停滯，生計凋殘，失業之人駢踵待命，加以軍政財政錯雜糾紛，稍一舉歩，天荊地棘，此誠艱難困危之秋也。」[11]因此，張謇深知於此時出任主管全國農工商各業的農商總長責任重大，舉歩艱難，前途難卜，他自己表述出任農商總長時的心態說：「蓋際此時艱，不敢不出，勉盡國民一分子義務。然外觀時事，內忖精力，此義務能盡到幾分，能収幾分之效，以報我國人期望之萬一，則毫無把握。……所可以告國人者，惟矢此勤勤懇懇之心，與國務院諸君，交成職責而已。」[12]這朴實無華的寥寥數語，表明了張謇將在農商總長的任上，本著實事求是、勤勤懇懇、盡責盡力的精神，為國家經濟的發展竭盡自己的一分力量。張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
⑵ 中國近代工業是如何起步的
首先是19世紀60-90年代洋務運動 創辦了近代民工業用和軍事工業
19世紀六七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初步發展,最早在上海,天津和廣東創辦了民族工業
20世紀初由於一戰爆發,資本主義列強無暇東顧,有了進一步發展.....
比如張謇,榮氏家族,周學熙，張裕（葡萄酒）都是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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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大生紗廠和輪船招商局與傳統官營手工業相比在生產方式上有何變化
（一）1840年以前官營經濟的歷史傳統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是一個建立在傳統農業高度發達基礎上的封建社會。最近10年研究的進展，說明中國在1840年以前的農業可以說是接近傳統農業發展的頂點（這里所說的「傳統農業」，是指現代工業及科學技術產生和影響農業之前的憑畜力、經驗和天然肥料耕作的農業），由於它的生產水平已經能夠養活眾多的人口，而在耕地資源難以增加的條件下，就部分人來說，可以通過增加佔有和轉讓耕地的使用費來增加收入，但是從總體上說，眾多人口提高生活水平的要求和慾望，就不得不通過提高單位面積產量和兼業來實現。幾乎可以說，從唐中期以來，由於土地資源的稀缺程度高於人力資源的稀缺程度，人們對耕地的佔有慾望就超過了對勞動力佔有的慾望，這恐怕是中國封建社會的農村經濟不同於歐洲封建庄園和農奴制的根本原因。由於土地資源稀缺程度遠高於勞動力，而農業又是社會的主要產業（商業、手工業的發展繁榮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的，並且吸納人口有限），因此土地的使用費（即租金）就較高，這不僅使得大土地佔有者出租土地比自己直接經營更合算，佃農不得不接受較高的租金，從而只能靠盡量增加耕地產出和從事家庭副業以維持和爭取改善生活；而且對貧農和自耕農來說，由於增加耕地的可能性很小，隨著家庭人口的增加，即使要保持生活水平不變，也不得不靠增加耕地單位面積產量和發展家庭副業來解決。這里還不包括隨著經濟發展國家稅賦不斷加重的壓力。因此，以雇農、貧農、自耕農為主體的小規模的家庭經營就成為農業生產組織的主要形式，而耕地單位面積上的高投入和高產出，則成為明清以來中國傳統農業的特點，並由此創造出高度發達的農業文明，即以傳統農業為基礎的流通交換制度和規模政治制度以及中央政府的有效控制范圍、文化等等。
大量農業剩餘的存在，為手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提供了基礎，社會分工的擴大和商品經濟的發展既促進了地主制經濟的發展和繁榮，但是它的進一步發展又是對自然經濟的否定，它的過度發展必然會危及租佃制地主經濟的基礎，動搖中央集權封建國家的根本。正如馬克思所說：「商業對各種已有的、以不同形式主要生產使用價值的生產組織，都或多或少地起著解體的作用。」由於商品經濟的發展是社會生產力的體現，這種經濟力量不是封建國家政權可以任意抑制其發展的，所謂「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便是生動的寫照。因此，封建國家政權除了通過賦稅、政治歧視等手段外，還試圖通過官營、專賣等手段，將商品經濟限制在一定的范圍內。正是在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的這一矛盾運動中，官營工商業得到了充分發展。官營工商業的產生和發展，一是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擴大集權國家的經濟力量，二是抑制商品經濟的發展，鞏固以農業為主的地主制經濟，而後者可能更重要。正如《鹽鐵論》所說的「令意總一鹽鐵，非獨為利入也，將以建本抑末，離朋黨、禁淫侈、絕兼並之路也。」[7]由此可見，在中國封建社會，國家的「重農抑商」、「強本抑末」政策，在執行過程中是有區別的，它抑制的只是私營工商業，而官營工商業的發展則是完全符合地主階級的總體利益和根本利益的。
在以資本主義為代表的工業文明影響和進入中國之前，中國的社會經濟基本上是呈現出一種周期性的恢復、發展和繁榮、停滯、衰退然後再進入恢復階段這樣一個螺旋式的發展。這種周期性的發展在政治上的表現，就是朝代的更替，即一個朝代所經歷的建立和鞏固階段、發展和昌盛階段、政治腐敗和社會矛盾激化階段、大規模戰爭和改朝換代階段。在這種經濟和政治發展的周期中，除了因政府的過度壓迫和剝削政策導致覆亡（如秦、隋、元）和民族融合引起的振盪（如南北朝、五代十國）外，經濟和政治的興衰的深層原因是土地佔有關系的變化，即土地由自耕農為主的分散佔有逐步向官僚和地主手中集中，這種土地的逐步集中，一方面造成官僚和地主的奢侈腐敗，另一方面則使農民難以維持簡單再生產，直至土地集中所引發的上述現象導致農民起義。
（二）洋務運動中企業
的現有觀點不承認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原因是該類企業帶有「官」字，違背了民族資本的私人投資的概念屬性。但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中，「官」的地位、分量又如何呢？事實是清政府的投資帶有扶持性質。政府投資入股，扶持帶動，然後大部分撤資；甚至，有的企業根本就沒有投資。從資本構成分析，基本都屬於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所具封建性的就是該類企業帶有壟斷性、專營性。日本、中國興辦近代工業，都是遠遠超越原有社會基礎的跳躍式發展，沒有政府的扶持是很難成功的。日本明治維新後工業化的模式就是政府大力投資企業，然後再低價轉移給私人資本，也帶有壟斷性、專營性。洋務派有些官員，如張之洞，投資企業，然後轉給張謇，並給張謇很大的支持，而張謇是公認的有名的民族資本家。
1872年底開業營運的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公司為學習對象，通過向民間發行股票（當時亦稱「股份票」）「招商集股」，籌集資金進而興辦的新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為官督商辦企業，為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的興辦樹立了榜樣，帶動了一批近代股份制企業產生。從企業章程看第一批股份制企業，開辦目的差不多都包含有「開利源、塞漏卮、爭利權」的內容。這不僅代表了這些經營者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是這些企業用以向民間宣傳，爭取民眾支持購買股份集聚資金興辦企業的重要手段。在章程中，無一例外都把商辦原則置於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唐廷樞和徐潤主持期間制定的輪船招商局章程中，首先即強調輪船招商局「歸商辦理」，鑒於此前並無這種先例，為減少可能由此帶來的麻煩，他們不得不接著進行了一番表白：「查商人踐土食毛，為國赤子，本不敢於官商二字，稍存區別。惟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庶易遵守。」 開平礦務局的章程中同樣明確表示：「查此局雖系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益事。」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是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結論。
⑷ 民國南通實業家張謇的淮海實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現在價值多少啊
淮海實業銀行是由中國著名實業家張謇先生創建的，1920年1月，淮海實業銀行正式成立。 淮海實業銀行總經理為張謇之子張孝若，協理為陳端，行長為徐賡起。銀行為其民族工業，文化教育服務，張謇主張「實業救國」。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毛澤東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評價到：「「……（中國）最早有民族輕工業，不要忘記南通的張謇」。 銀行老股票的存世量極少。這只股票它的精美印刷，簽章，手寫的票面，歷時之久，保存完整，已屬難得。由於當年的政治環境，淮海實業銀行民國期間雖歷經磨難，也有其鼎盛時期，歷時短暫，票面發行量勝少，能保存完整者可以說是罕見，這張老股票市場上收藏價值較高，保守估計人民幣1.8萬。 若是持有者手中有若干張，捨得割愛，也可考錄慮捐獻博物館一二。
⑸ 張騫創辦的企業獲得長足發展的原因
張騫不是搞實業的啊，是張謇吧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
⑹ 試述清代狀元,近代著名實業家,教育家張什麼字吊了的貢獻
張謇（1853年7月1日～1926年7月17日）字季直，號嗇庵，漢族，祖籍江蘇常熟，生於江蘇省海門廳長樂鎮（今海門市常樂鎮）。清末狀元。中國近代實業家、政治家、教育家。中國棉紡織領域早期的開拓者。他創辦我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的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工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張謇[jiǎn]1853年出生於江蘇海門常樂鎮。1869年科舉考中秀才，1874年（即同治十三年），前往南京投奔原來通州的（今南通市）知州孫雲錦。 1876年（光緒二年）夏，前往浦口入吳長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1880年（光緒六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894年（光緒20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考中狀元，授翰林院修撰。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26年7月17日病逝，享年73歲。
早年求學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出生於江蘇通州(今南通)海門常樂鎮。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張家世代務農，直到張謇的父親張彭年時，才在務農之餘兼營一個製糖的作坊。張謇4歲時啟蒙，5歲入塾，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聰慧過人，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同治八年（1869年）張謇考上了中秀才。 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1882年，朝鮮發生了「 壬午兵變」，張謇隨吳長慶到了漢城，他所撰寫的政見和議論很快傳回北京，主張對外持強硬政策，引起了高層官員的注意，並受到了光緒的帝師、時任戶部尚書的翁同龢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這大約是一個舊時讀書人內心的自尊——希望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此後張謇開始參加禮部會試，向科舉的最高階段進發。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心灰意冷的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自1868年中秀才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跌跌撞撞地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其中的痛苦與荒誕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心情非常復雜，當天的日記中幾乎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這似乎預示著他終將與仕途無緣。 張謇曾言：「願成一分一毫有用之事，不願居八命九命可恥之官。」1898年他到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罷官，心知官場險惡難測的張謇，決心遠離官場，走上實業之路，「三十年科舉之幻夢，於此了結。」
隨軍幕僚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光緒八年（1882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借機發動侵略戰爭。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反抗侵略，對外持強硬政策，由此受到南派「清流」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光緒十年（1884年）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則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張謇離開慶軍回歸故里，繼續攻讀應試。
蟾宮折桂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 從1885年起，翁同龢、潘祖蔭等對張謇就有了提攜之意，特別是「期許甚至」、「薦而不中」，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更說明了提攜心情之迫切，因而才有甲午恩科試時翁同龢的志在必得。（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試卷為無錫孫叔和所冒，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試卷又被武進劉可毅所冒，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後六十大壽辰設恩科會試，張謇奉父命再次進京參加禮部恩科會試。二月，禮部會試，取中第六十名貢士；三月，禮部復試時中一等第十名，「初定十一，常熟師改第十」；四月二十四日殿試時翁同龢命收卷官坐候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後，竭力加以拔擢。翁同龢不但做了其他閱卷大臣的工作，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還在光緒帝引見時，特地介紹說： 「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張謇得中一甲一名狀元，循例授六品翰林院修撰。
興辦實業
不久，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
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無可奈何，只得向官府尋求援助，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恰在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以後，天生港又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我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他的母親金氏，原籍東台。清末明初他在母親的故里東台也舉辦過不少企事業，對東台的地方經濟和文化發展作出了一定的貢獻。如於民國8年（1919年），在東台獨資創辦一所師范學校，取名「母里師范」。校址在台城東郊王家舍，建有校舍百餘間。其創辦的東明電氣股份有限公司舊址至今保留在東台市玉帶橋邊。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 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黃金時代
因為張謇是狀元出身，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閃躲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就連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這是一個天賜良機，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據《南通縣圖志》記載，1920年，唐閘人口近萬戶，已接近5萬人。通揚運河沿岸工廠林立，商業繁榮。有人看到過當年國外發行的世界地圖，中國許多大城市都沒有標出，卻在南通方位赫然印著「唐家閘」三個字。一個彈丸小鎮因為一個叫張謇的人，進入了世界的視野。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不過，張謇作為掌舵人即便在盛極之時也不是沒有警覺，他曾發出過這樣的通告：「營業之道，先求穩固，能穩固，即不致失敗，即失敗亦有邊際，企業者不可不知也。大凡失敗必在轟轟烈烈之時；今吾通實業正在此時機。唯望吾實業諸君居安思危，持盈保泰；更須堅定守分，此鄙人所希望於諸君者，在長久之道也。」
與政治共舞
雖然張謇從商之後，大部分時間都用於經營，卻很少有人簡單地把張謇稱為「商人」。這或許是因為他的政治和社會聲望實在太耀眼了。他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無大權，也無巨富，但有很高的社會地位，所以被稱為「紳商」。用今天的視角來看，他應該是一個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和理想主義色彩的職業經理人兼公益家。像這樣一個中國早期商業經濟領域教父級的人物，不可避免地要在政治上發言，不管他願意不願意。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政治立場的迅速轉變為他引來爭議：是否有政治投機之嫌？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今天的歷史教科書傾向用「代表民族資產階級」來概括孫中山的立場，但在當時的商人眼中，孫中山卻未必完全是他們利益的代言人。孫中山的革命主張中帶有部分公有制和共產主義色彩。很多年以後，張謇之孫、出任過南通副市長的張緒武翻看祖父的日記，發現裡面記述了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用張緒武的話說，孫中山某種程度上的確有些空想的味道。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張緒武說。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時，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危機終於來臨
張謇進入歷史視野的身份是晚清狀元、棄官從商的中國實業先驅。這個帶有轉折性的身份蘊涵的內容很多。中國士大夫階層一向恥於經商，張謇棄官而從商，在一定程度上是他對儒家傳統的背離；但是經商之後的張謇又從來沒有放棄「堯舜之治」、「聖王之道」的儒家社會理想。張謇生活的時代對商人來說是一個艱難時代。此時的商人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後來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加上寧紹幫和鎮揚幫競爭激烈，他們不怕大生借，只怕大生不來借。那時，大生在銀錢業眼裡，簡直就是香餑餑、搖錢樹。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有熟悉當年金融行情的人說，「中國人不以存款方式，而以貸款方式借錢與外商銀行的，只有大生一家。」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但是好景不長，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 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不料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他常引為驕傲、賴以保障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對於股東的責難，古稀之年的張謇同樣有一肚子怨言，大生即將擱淺時，他在給股東的宣言書中表示，大生一、二兩廠的股本只有369萬兩，而紗錠的市值在900萬兩以上。27年來大生僅官利就付出了1348萬多兩，股東所得已數倍於投資。即使大生徹底失敗，他也無愧於股東。如果不是為地方自治，不是為教育、慈善、公益，對專制朝廷的高官厚祿尚且不動心，哪裡會低聲下氣為人牛馬？自己70多歲了，為人牛馬30年，也可以結束了。他欠大生的債務，可以從股息和退隱費中分年償還。股東對此不滿，股東會不歡而散。張謇曾說過，他「上不依賴政府，下不依賴社會，全憑自己良心做去」，事實上，當時的政府對企業家行為也基本不聞不問。一個典型的例子，張謇的失敗很大程度是因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張謇常說自己一生辦事做人，只有「獨來獨往、直起直落」8個字，「我要去做東家，難有伙計，要做伙計，難有東家。」他一生孤獨，最大的精神支撐是內心崇高的社會理想，是一個狀元告別仕途後仍念念不忘的興國之夢，為了這個夢想，他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大生投資擴張過多，用張謇自己的話說就是「本小事大」、「急進務廣」，他建學堂、開交通、造公園、興水利、辦慈善……到他去世前，大生一廠僅為企業和公益事業的墊款就有70多萬兩，對其他企業的借款超過112萬兩，以往來名義被其他企業佔用的也接近這個數字，三項合計超過了全部營運資本的45%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
1926年，張謇辭世，在他臨死之前，仍未看到大生危局的轉機。
教育為民
1905年，張謇與馬相伯在吳淞創辦了復旦公學，這就是復旦大學的前身。1907年創辦了農業學校和女子師范學校，1909年倡建通海五屬公立中學（即今南通中學）。1912年創辦了醫學專門學校和紡織專門學校、河海工程專門學校（河海大學前身），並陸續興辦一批小學和中學。1909年，張謇創辦郵傳部上海高等實業學堂船政科，因地處吳淞，曾一度稱「吳淞商船專科學校」。解放後，學校改組為上海航務學院。 1958年，交通部決定在上海恢復上海航務學院建制，隨委託上海海運局負責教室校舍等基礎設施籌建工作。1959年9月5日，學校正式開學，並命名為上海海運學院，2004年，經教育部批准，上海海運學院更名為上海海事大學。1912年，張謇在老西門創辦江蘇省立水產學校，1913年全校遷往吳淞，故稱』 吳淞水產專科學校」， 今天上海海洋大學的前身。 1917年，張謇支持下，同濟醫工學堂（同濟大學的前身）在吳淞復校。 1921年，上海商科大學在上海成立。上海商科大學前身是南京師范高等學校，後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擴展為國立東南大學，張謇是國立東南大學主要創建人之一。視職業教育，師范學校的測繪、蠶桑等科發展成為十幾所職業學校，其中以紡織、農業、醫學三校成績顯著，以後各自擴充為專科學校，1924年合並為南通大學。 與近代南通大學有著同源血脈關系的高校還有：東華大學、江蘇農學院（後並入揚州大學）、蘇州醫學院（後並入蘇州大學）等。中國的第一所師范學校——南通師范學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一部分系科遷入揚州成立揚州師范學院）及中國第一所特殊教育學校——聾啞學校。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他在通州建立了國內第一所博物館——南通博物苑。1915年建立了軍山氣象台。此外還陸續創辦了圖書館、盲啞學校等。張謇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南京政府成立，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全力投入實業教育救國之路。1918年10月23日與熊希齡、蔡元培等人發起組織了「和平期成會」。
身後贊譽
張謇中國近代著名的實業家、教育家，主張「實業救國」。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我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為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毛澤東同志在談到中國民族工業時曾說：「輕工業不能忘記海門的張謇」。
⑺ 張謇的人物經歷
1853年7月1日(清咸豐三年五月二十五日)，張謇（英譯Chang Chien）出生於江蘇省海門市常樂鎮 。張謇兄弟五人，他排行第四，後被稱「四先生」。
清咸豐六年（1856年）張謇4歲時，由父開始教識《千字文》。5歲時因背誦《千字文》無訛，父令隨伯、仲、叔三兄入鄰塾，從海門邱大璋先生讀書。但是張家祖上三代沒有人獲得過功名，也就是所謂「冷籍」。當時科舉規定，「冷籍不得入試」。12歲時，謇父自辟家塾，延請老家西亭宋效祁先生授讀其三子。14歲時，因效祁先生病故，父命謇負笈往西亭，從效祁先生的從子宋琳先生讀書，膳宿其家。為了取得應試資格，張謇15歲時由他的一位老師宋琛安排，結識了如皋縣的張家。張家同意張謇冒充自家的子嗣報名獲得學籍。
同治七年（1868年）16歲時，由於祖上是三代沒有功名的冷籍，為了走上科舉正道，經宋琛安排，謇冒用如皋縣人張銓兒子張育才的名義報名注籍，經縣、州、院三試勝出，得隸名如皋縣學為生員。從16歲中秀才到27歲之間，張謇每兩年就去江寧參加一次鄉試，先後5次都未得中。但是從此如皋縣張家開始用冒名一事來要挾張謇，連續索要錢物，最後索性將張謇告上了公堂。這場訴訟延續數年，令張謇十分狼狽，家道也因此困頓。
1869年，張謇科舉考中秀才。 同治十三年（1874年），張謇前往南京投奔孫雲錦。光緒二年（1876年）夏，應淮軍「慶字營」統領吳長慶邀請，前往浦口入其慶軍幕任文書，後袁世凱也投奔而來，兩人構成吳長慶的文武兩大幕僚，參與了慶軍機要、重要決策和軍事行動。光緒六年（1880年）春，吳長慶升授浙江提督，奉命入京陛見，張謇隨同前往。同年冬，吳長慶奉命幫辦山東防務，張謇隨慶軍移駐登州黃縣。
1882年（光緒八年），朝鮮發生「壬午兵變」，日本乘機派遣軍艦進抵仁川，吳長慶奉命督師支援朝鮮平定叛亂，以阻止日本勢力擴張。張謇隨慶軍從海上奔赴漢城，為吳長慶起草《條陳朝鮮事宜疏》，並撰寫《壬午事略》、《善後六策》等政論文章，主張強硬政策，受到「清流」南派首領潘祖蔭、翁同龢等的賞識。翁同龢在政治上與慈禧不和，擁護光緒掌權，正需有人充實陣營，從此不遺餘力地提攜張謇。北洋大臣李鴻章和兩廣總督張之洞都給爭相禮聘，邀其入幕，但張謇一概婉拒，「南不拜張北不投李」 ，回到通州故里，繼續攻讀應試。打算靠自己考取功名，名正言順地踏入仕途。
1884年（光緒十年）隨吳長慶奉調回國，駐防金州，袁世凱留朝鮮接統「慶字營」。不久吳長慶病故，離開慶軍回鄉讀書，准備應試。 1885年，張謇終於在鄉試中考中了第二名舉人。
光緒十三年（1887年）張謇隨孫雲錦赴開封府任，協助治河救災，並擬訂《疏塞大綱》。光緒十四年（1888年）以後，又應聘主持贛榆選青書院、崇明瀛州書院、江寧文正書院、安慶經古書院等。
張謇從16歲錄取生員起，中經18歲、21歲、23歲、24歲、27歲前後5次赴江寧府應江南鄉試（俗稱南闈）均未中試。直至光緒十一年（1885年）33歲，因孫雲錦官江寧府尹，子弟依例迴避，轉赴順天府鄉試（俗稱北闈），才取中第二名舉人，俗稱「南元」（南人列北榜名次最先者），聲名漸著，成為「清流」著重延攬的對象，但此後張謇四次參加會試均遭失敗。自1868年以來，張謇已經在入仕的道路上走了26個年頭，進出科場20多次，直接耗費在考場上的時間合計就有120天。中狀元的這一天，他的日記中沒有興奮之情。喜訊傳到家鄉不久，他父親就撒手人寰，按清朝規矩，他得在家守制3年。
1894 年，也就是甲午年，因為慈禧六十壽辰特設了恩科會試。張謇因父命難違，第五次進京應試，中了一等第十一名，翁同龢將他改為第十名。4月殿試時翁同龢的提攜之心已經迫不及待，幾次誤把他人卷子認作張謇而取中會元。（張謇34歲應禮部會試不中；37歲赴會試，將無錫孫叔和的試卷誤認，孫中而張落；38歲應會試，場中誤以陶世鳳卷為張謇卷，陶中「會元」而張落第；40歲赴會試，又將武進劉可毅的試卷誤認，劉中會元而張又落第）。他命收卷官坐著等張謇交卷，然後直接送到自己手裡，匆匆評閱之後，便勸說其他閱卷大臣把張謇的卷子定為第一，並特地向光緒帝介紹說：「張謇，江南名士，且孝子也。」於是張謇在41歲的時候，終於得中一甲第一名狀元，授以六品的翰林院修撰官職。
1898年張謇回北京銷假，正值「百日維新」。恩師翁同龢被慈禧罷官，「開缺回籍」。張謇聞訊作《奉送松禪老人歸虞山》詩贈翁同龢，並前往火車站泣淚送別。翁師的遭遇，使他目睹了官場的險惡，半月之後，張謇也借故請假南歸，繼續他的「實業救國」。 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民族危機促使帝後兩黨矛盾有所激化。以翁同龢為首的「清流」擁戴光緒帝，好發主戰議論，其主要抨擊目標為畏日如虎的李鴻章，實際上都是藉以沖擊主和的後黨，企圖為虛有「親政」其名的皇帝爭取若干實權。名噪一時的新科狀元張謇，由於歷史淵源和政見相近，很快就成為「清流」的佼佼者，是「翁門」弟子中的決策人物。然而正在主戰、主和兩派斗爭激烈之際，張謇因父喪循例回籍守制。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初，署理兩江總督張之洞奏派張謇舉辦通海團練，以防禦日本海軍隨時可能對長江下游的侵犯，由於清政府在中日戰爭中落敗並簽訂了《馬關條約》，通海團練半途而廢。同年底，加入康有為組織的上海強學會。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初，張之洞奏派張謇、陸潤庠、丁立瀛分別在通州、蘇州、鎮江設立商務局，張謇與陸潤庠分別在南通和蘇州創辦了大生紗廠與蘇綸紗廠。大生紗廠最初確定是商辦，張謇試圖通過官招商辦、官商合辦來集股籌款，但收效甚微，籌集資金十分有限，張謇向官府尋求援助。
因為籌資困難，張謇一方面被迫一再降低目標，另一方面則四處碰壁。江寧布政使桂嵩慶曾許諾出資六七萬兩；盛宣懷和張謇分領官機的時候也曾答應張謇籌資，定有合約。但是當大生紗廠動工後，資金告急，桂嵩慶答應的錢屢催不應，盛宣懷也默不作聲，百般躲閃。張謇到上海招股沒有收獲，甚至沒有旅費回通州。只得在報紙上刊登廣告，在四馬路賣字三天，賺取旅費。狀元經商，而狼狽至此，聽著誹謗之詞也不敢辯駁，蒙受侮辱也不能作色。此時的張謇已經不是當年痛斥袁世凱的名士，彈劾李鴻章的翰林。
1896年11月，張謇通過曾任兩江總督兼南洋商務大臣的劉坤一，將光緒十九年（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時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造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已經銹蝕的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此時，以官督商辦及官商合辦形式壟斷洋務企業的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張謇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大生紗廠正式在通州城西的唐家閘陶朱壩破土動工，次年大生紗廠建成投產。到1899年開車試生產時，運營資金僅有數萬兩，沒有資金購買棉花當原料。張謇情急之下以每月1.2分的高利向錢庄借貸。向股東告急，無人響應；而打算將廠房出租卻又遭到惡意殺價。最後作為張謇多年摯友和忠實助手的沈敬夫提議破釜沉舟，全面投產，用棉紗的收入來購買棉花，維持運轉。幸而隨後幾個月里，棉紗的行情看好，紗廠的資金不斷擴展，使工廠得以正常生產還略有結余。大生紗廠終於生存了下來。
1901年起在兩江總督劉坤一的支持下，在呂泗、海門交界處圍墾沿海荒灘，建成了紗廠的原棉基地－－擁有10 多萬畝耕地的通海墾牧公司。隨著資本的不斷積累，張謇又在唐閘創辦了廣生油廠，復新麵粉廠，資生冶廠等，逐漸形成唐閘鎮工業區，同時，為了便於器材，機器和貨物的運輸，在唐閘西面沿江興建了港口──天生港，又在天生港興建了發電廠，在城鎮之間，鎮鎮之間開通了公路，使天生港逐步成為當時南通的主要長江港口。張謇除在通海、鹽阜等地區圍墾大片土地、開辦鹽墾公司外，在東台縣境曾和他的哥哥張謇 （號退庵）共同辦過大賚（民國6年設於角斜）、大豐（民國7年設於西團）、通遂（民國8年設於沈灶）、中孚（又稱通濟，民國8年設於潘家 ）等5所公司。這些公司投資多的超過百萬元，少的數十萬元，墾地數十萬畝。廢灶興墾，發展棉植，解決了辦紗廠所需要的原料。19世紀末近代經紡工業的出現，使南通的城市功能由交換為主轉為生產為主，南通成為中國早期的民族資本主義工業基地之一。與江蘇連雲港沈雲霈、贛榆許鼎霖並稱蘇北三大實業家。
發展民族工業需要科學技術，這又促使張謇去努力興辦學堂，並首先致力於師范教育。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張謇應兩江總督劉坤一電邀赴江寧討論興學之事，劉坤一贊成，而藩司吳、巡道徐、鹽道胡阻撓。張謇嘆息不已，乃與羅叔韞、湯壽潛等同人籌劃在通州自立師范，計1898年以張謇從任辦通州紗廠五年以來應得未支的公費連本帶息2萬元，另加勸集資助可成。同年7月9日通州師范擇定南通城東南千佛寺為校址開工建設，翌年正式開學，這是我國第一所師范學校，它的建設標志著中國師范教育專設機關的開端。
經過數年的慘淡經營，大生紗廠逐漸壯大，到光緒三十年（1904年），該廠增加資本63萬兩，紗錠2萬余枚。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又在崇明久隆鎮（今屬啟東市）創辦大生二廠，資本100萬兩，紗錠2.6萬枚。到宣統三年（1911年）為止，大生一、二兩廠已經共獲凈利約370餘萬兩。
光緒30年(1904年），張謇創辦了南通大達輪步（步即局），先開辟了外江航線，以後又組成了大達輪船公司，在蘇北內河開辟航線。開泰-東-鹽班，每日對開一次，循運鹽河由泰州至東台，再由東台循串場河至鹽城。後來在東台設有分公司，沿線集鎮均設有輪船站，代辦貨運、客運，發展了東台與各鄰縣的水上交通運輸。
1904年，清政府授予他三品官銜。1909年被推為江蘇咨議局議長。1910年，發起國會請願活動。1911年任中央教育會長，江蘇議會臨時議會長，江蘇兩淮鹽總理。1912年起草退位詔書，在南京政府成立後，任實業總長，1912年任北洋政府農商總長兼全國水利總長，1914年兼任全國水利局總裁。後因目睹列強入侵，國事日非，毅然棄官，走上實業教育救國之路，他曾是立憲派主要生力軍。
民國3年（1914年）張謇還以他任兩淮鹽政使的俸金，在台城南門口河南創辦了泰屬貧民工場一所，建房80餘間，佔地30畝，僱工進行毛巾、藤器、縫紉等項工藝的生產。民國8年張謇還將上海人招股籌建的東台榮泰電氣公司承購下來，改名為東明電氣公司，並增加股金，添置機件，於當年秋開始發電，解決了大街與一些用戶照明的困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在辛亥革命之前，張謇一直是帝黨成員，主張君主立憲。但是辛亥革命之後，他迅速地轉向共和，剪掉辮子，日記換成陽歷，並且受孫中山邀請擔任實業總長。
作為前清狀元和帝黨成員，張謇在武昌起義剛剛打響的時候曾經找到當時的江蘇總督，希望把革命鎮壓下去。這時他並不主張革命，因為革命代價太大。而他代表的是企業家，尤其是棉紡織業的立場——他們最需要的就是市場和社會的穩定。市場是他們的命根子，這時候，張謇對於國家的關心已經從效忠君王轉移到對市場穩定的維護上來了。 但很快社會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革命成為一種時尚。張謇是個有著清醒頭腦的人，一旦看到趨勢無法逆轉，他務實的一面就出來了。
他務實的態度就是：順應共和，但並不完全接受革命，只是希望以和平方式盡早結束動盪，維護市場穩定。他務實的政治選擇就是：第一，和孫中山見面，應孫之邀擔任民國內閣實業總長；第二，選擇支持擁有軍權的實力派人物袁世凱。
他和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後的第一次會面，對於孫中山，張謇的評價是四個字：不知崖畔。「 崖」即「邊際」。這話的言下之意就是說，他覺得孫中山把事情想得太簡單和浪漫，他不知道建設比革命更加困難，以為一革命，什麼問題都解決了。「而實際的情況是，當時政令都不能出南京，軍餉都發不出來。」張謇是一個務實之人，他沒有掩飾自己的想法，坦率地認為孫中山很難收拾局面，政府雖然成立了，但是很難長久維持。「這種情況下，他更願意和實力派的現實人物袁世凱合作。
於是張謇離開了南京，北上加入了袁世凱的陣營。袁世凱將宣統帝逼下帝位時所頒發的《清帝遜位詔書》就是張謇草擬的。孫中山履行承諾，將臨時大總統之位讓給了袁世凱。國內政治似乎出現了昇平景象，工商業開始復甦。張謇以為他所追求的統一與秩序指日可待，就返回南通經營企業，力行地方自治。
1913年袁世凱成為正式總統，任命張謇為農商總長。但不久袁世凱便下令解散國會，復辟之心初露端倪。張謇曾經勸阻袁世凱，表示解散國會、穿戴袞冕祀天等行為將會誘發新的動亂。到1915年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條」的第一至四條號要求時（袁世凱並未完全同意「二十一條」），張謇憤然辭職，在袁世凱復辟稱帝之前徹底與袁世凱斬斷了聯系。
此時的張謇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權利，也沒有好的融資環境和渠道，國家的經濟政策仍未走出小農時代的框架，商業活動處處受到牽制。
大生駐滬事務所的前身是大生滬賬房，幾乎成了整個大生系統的神經中樞、金融調劑中心。大生鼎盛之時，上海等地的銀行、錢庄爭相給大生上海事務所提供貸款。大生掌握的現金最多時有兩三千萬，能透支的款項在五六百萬之間。由於借貸便利，大生進入了快速擴張期。
到了1921年，大生對外負債已經400萬兩，危機開始出現。張謇本來想在來年舉辦地方自治第25年報告會，全面展示南通地方自治的成績，一場突如其來的暴風雨，將南通的許多水利工程摧毀。1922年，在北京、上海報紙舉辦的成功人物民意測驗中，投票選舉「最景仰之人物」，張謇得票數最高，他走到了一生的頂峰，這一年正好是他70大壽。也正是這一年，持續走紅的市場突然走黑，棉貴紗賤，向來贏利的大生一廠虧損39 萬多兩，二廠虧損31萬多兩。1922年成為大生由盛轉衰的轉折點。黃金時代戛然而止，且一去不返。
1922年的棉紡織業危機，導致他的事業全面崩盤。在這個過程中，政府沒有為他提供什麼有價值的幫助。巧合的是，日本在上世紀20年代初也發生過一次經濟恐慌，日本政府採取了大規模的緊急救濟措施，為各行業提供經濟貸款援助。日本的大型企業、商業銀行、股票交易所很快擺脫了困境，在隨後的中日紗廠競爭中迅速拖垮了大生。 無奈之下，張謇尋求國外資金的支持，但等到1924年，日本的資金始終沒有盼來，張謇向美國資本家借款也不成，大生此時已債台高築，無可挽回地走向衰落。
張謇常常以企業家之力，辦社會化之事，嚴重拖累了大生。1926年8月24日，張謇在南通病逝。出殯之日，南通萬人空巷，近乎全城民眾都趕來為張謇送行。
⑻ 張謇辦大生紗廠經歷了那些過程
創辦背景
1903年增紗錠4.08萬枚，又以盈餘添購2.6萬紗錠開設大生二廠，1907年投產。1915年增設布廠，同時在海門籌設第三廠。1921年又設立大生副廠。不久改稱大生第一、第二、第三紡織公司。此後由於天災，軍閥混戰和經營規模過大，出現虧損的資金周轉不靈。1922年以後開始被銀團監管。1925年江浙財團接辦大生各廠。1935年第二紡織公司倒閉。1952年第一、第三紡織公司公私合營，1966年國營。
集股不順到興盛
光緒二十一年（1895年），潘華茂、郭勛、樊棻與通海花布商劉桂馨、陳維鏞、沈敬夫和張謇集議集股規銀60萬兩，每股100兩，共6000股，官利年息8厘，創辦通州紗絲廠。是年十二月八日，由張謇咨呈兩江總督轉奏立案。性質是為商辦，分通滬兩地進行集股。 由於集股不順利，1896年秋，樊棻、陳維鏞撤退，另由高清、蔣錫坤參加。11月，通過劉坤一，將1893年張之洞搞「洋務」用官款向美國買來辦湖北織布局擱置在上海的一批銹蝕官機40800錠，作價50萬兩入股，作為官股，另招商股50萬兩合100萬兩，改為官商合辦，以減輕商股負擔。但以後因商股一直集不起來，而盛宣懷也正要買機器，便把這批機器與他對分，各得20400錠，作價25萬兩官股，另集25萬兩商股。官股不計盈虧，只按年取官利。因而變成「紳領商辦」性質。 張謇經兩多年的奔波，先將湊集到手的資金於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3月，在通州唐閘陶朱壩興工建廠，根據《周易 》「天地之大德曰生」，取名為「大生紗廠」。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3月11日試爐，3月25日試引擎，3月29日試車，到1899年5月23日（陰歷四月十四日），正式開車紡紗，並制訂「廠約」。是年九月，紗價跳高，紗廠賺了錢，生產能得以維持下去。開車第二年，得純利（除官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共得純利190餘萬兩。因而利潤較高。由於股東分到優厚的餘利，入股者漸多，1901年增加資本8萬兩。1903年，盛宣懷所領的那部分官機又轉來大生紗廠，折價25萬兩，連新增加的30萬兩商股，這年共增加股本55萬兩。全廠共有40800錠，佔了全國紗錠總數的11。9%。 1904年（光緒30年），日俄戰爭爆發後，日本傾銷東北的洋布銳減，南通關庄土布得以在東北暢銷，一年總銷數在15萬件（每件40 匹）以上，而當時大生紗廠的棉紗產量僅及關庄大布用紗量的一半，這就給大生紗廠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條件。1905年獲利特厚，增加股本67萬兩。1907年，大生分廠在崇明建成，資本80多萬兩，紗錠26000枚。是年7月23日，召開第一次股東會議，成立了統一正廠、分廠的「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呈准商部注冊，並取得「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樹立了大生地方經濟壟斷的體系。
戰爭中復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帝國主義忙於戰爭，使中國紡織工業有了發展的良好機會，給大生紗廠帶來了「黃金時代」。從1917年開始，這年由於外貨銳減，國產紗布暢銷，特別是四川、江西兩地需要量更大，紗價由每箱156元漲到230元，因此全年獲利76萬兩。以後四年也連續贏利，1917—1921年五年共獲利560多萬兩。 從1922年以後，大生各紡織廠開始走向下坡。其外部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帝國主義卷土重來，特別是日、美、英等國加緊向中國傾銷商品和輸入資本，利用我國豐富的資源和廉價勞動力開辦工廠，佔領市場，使剛剛建起的大生各紡織廠受到嚴重打擊。 1923年秋，大生一廠因無款購花而停工，乃由劉子誠，丁子盈各出1萬，並張謇存墾牧公司數萬，合其他同人得10萬元，另以各鹽墾公司所產棉花為原料，組成「一廠維持會」，對一廠予以資金支持維持開工生產，維持會推劉子誠、章靜軒為正副主任，朱警辭為經理，為時一年，惟因適逢花貴紗賤之期，因而營運仍未能好轉。1924年冬，一廠即為地方金融維持會接管。 1924年冬，大生一廠債權人南通張得記、東源、順康、永昌林、 振豐、源通、匯余、誠豫、同豐泰、正公記、鼎昌等錢荘催索債款，大生無法理楚，允許錢荘組織「地方金融維持會」監督經營，其目的完全在於收回貸款本息。 1925年，又由上海的金城、上海、中國、交通四家銀行和永豐、永聚錢荘等債權人組成一個銀行團維持會來清算、接辦大生各廠，分別成立了聯合接管機構。大生一廠欠永豐錢荘款項較多，自1925年至1938年，由永豐派來經理李升伯。經過李升伯的改革，一廠的局面總算稍微穩定下來。
編輯本段從大生紗廠看中國早期股份制企業
中國早期股份制企業的特點
[1]其一，對大生紗廠創辦時張謇招股難的原因進行分析，認為非官非商亦非買辦的身分是他招股集資屢遭挫折的根源。 其二，對大生紗廠實行的「官利」分配製度進行了探討。認為「官利」制度的實行，受當時整個社會高利貸環境的影響和制約，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積極意義，不能把大生紗廠此後的困境簡單歸結於官利制度。 其三，通過大生紗廠股東大會，分析其在制度建設方面的努力和演變，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早期中國股份制企業成長發展的狀況。
大生紗廠的招股為何如此艱難
關於張謇招股難的原因，此前也曾有部分研究者試圖作出回答。如大生系統企業編寫組撰寫的《大生系統企業史》，認為大生紗廠集資難的原因一是「當時通海一帶風氣還比較閉塞」，二是當時上海「華商各紗廠面臨外資紗廠的競爭，都有不同程度的虧損」，三是「外國資本的侵入，也嚴重阻礙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並認為大生紗廠「辦廠過程中的艱難險阻，反映了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壓抑下，脆弱的中國民族資本艱難而曲折的形成過程」 。也有的論者認為，「這種情況，說明當時社會資金的資本化是一個異常艱難的過程。」 一般而言，這些回答都沒有錯，但這些回答卻無法解釋為何僅僅時隔一年，當大生紗廠開工有了利潤後，原來難以收足的商股即迅速得以全部收足。 1901年張謇等人作出「另招新股二十萬」的決定後，又是時隔一年，1902年即成功達到「新集股本20.75萬兩」。也在這一年，張謇將盛宣懷領而未用的另一半官機領來，與過去領的一半官機一樣仍作價25萬兩，使得1903年大生紗廠的新舊官機折價達到50萬兩，而同時，大生紗廠的商股集資也同樣有大幅度的增長，已增加到63萬兩，新舊股金合計達到113萬兩。 1904年，張謇進而籌備大生分廠，從1904到1907年3月開工，「中間僅歷二十九月」，而資金方面卻「已收足股本八十萬兩」。 更有意思的是，在大生紗廠創辦過程中因不肯幫大生紗廠籌資而與張謇不睦的桂嵩慶也趁1904年大生紗廠「復集商股」時「自願入股二萬」，就連大生紗廠1899年開工2個月後，還寫信給江督劉坤一告張謇的狀，說什麼「張謇亂要錢，大帥勿為所蒙，廠在那裡，那有此事」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至此，「亦入股一萬兩」。 顯然，張謇在大生紗廠開工前後招股集資的境遇有如天淵之別。大生紗廠開工之後招股集資順利的情況，可以從紗廠連年獲利上得到解釋。 那麼，此前的招股集資難應該怎麼解釋呢？筆者認為，張謇之所以在籌辦大生紗廠時招股集資如此之難，與他的身分有著密切的關系，也可以說，是張謇的身分使得他在大生紗廠開工前的招股集資過程中飽經磨折和困難。為說明這一點，我們可以回顧一下1895年即大生紗廠開始籌辦之前中國興辦近代機器大工業企業的過程。此前中國出現的機器工業企業，可分軍用和民用兩種類型，軍用企業均為官辦，資金由政府撥付，產品由政府調撥，在此可不置論。能夠有能力興辦民用企業的人大體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類型是有職有權的官員，他們可以通過職權奏撥或借撥官款，解決興辦企業所需的資金問題，待辦有成效後再籌還官款或招商承辦。象漠河金礦、電報局等企業均如此。在這里，官員對企業的命運往往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例如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上時籌備辦鐵廠，企業未成而張調任湖廣總督，隨即張之洞將鐵廠遷到漢陽籌辦，這種廠隨人走的狀況就是典型之一例。就是張謇得以領用的折價紗廠官機，也屬這種情況，這批機器是張之洞在湖北任湖廣總督時借瑞記地亞士洋行的款項所定，「機至上海運鄂，鄂督調江，則又運江；江不能設，則又運滬……」， 同樣是廠隨人走。 另一種能籌集資金興辦近代企業的人則屬有洋務經驗，自身又廣有資材的買辦商人。當時的中國社會中，興辦機器工業屬於辦洋務范疇，買辦商人長期周旋於洋人和洋行間，熟悉西方事物，在多年的買辦生涯中又集攢了巨額財富，在興辦近代企業的過程中，特別是在招股集資方面有著其它人不可替代的號召作用，尤其當買辦已形成為一個社會階層，在募集股份開辦近代企業方面，往往通過「因友及友，輾轉邀集」 的方式，就能籌集到巨額的社會資金時，這種作用就更為明顯。輪船招商局開辦半年後不得不進行改組，由買辦商人唐廷樞和徐潤取代在招股方面一籌莫展的沙船商朱其昂，使得招商局的招股情況迅速改觀，「近殊盛旺，大異初創之時，上海銀主多欲附入股份者」，就是一個鮮明的例子。 上海機器織布局的籌辦過程同樣證明了這一點。首先籌辦上海機器織布局的前道員彭汝琮就因為在「召集股金上缺乏號召力量」 被李鴻章斥退。在改用買辦鄭觀應「總持大綱」後，上海機器織布局的招股局面同樣迅即改觀，「初擬章程招四十萬，後競多至五十萬，尚有退還不收」 者。 而張謇此時的身分卻並不屬於以上這兩種人中的任何一種， 他雖有狀元頭銜，卻未授實職。他的身分雖然如他在給劉坤一的信中所說，是「介官商之間，兼官商之任」， 但實際上卻是「似官而非官，似商而非商」，既非有職有權的官員，也不是廣有資財有經辦洋務經驗的買辦商人。同時，他的家境不富裕，在籌辦大生紗廠時，「生計賴書院月俸百金」 支撐 。在大生紗廠的股份中，他也只不過入股2000兩，其中有700兩還是沈敬夫借給他的。 也就是說，在面向社會招股集資籌辦大生紗廠時，張謇的身分既非屬於社會已經認可的能興辦近代企業的兩種人，也不是富人，「資信」度自然很低。在世人的眼中，他雖然1894年得中狀元，但本質上仍然是一介書生，不僅沒有錢，而且沒有辦洋務的經驗。他興辦企業的路剛剛開始起步，還沒有成為現實。他興辦經營近代企業的能力才幹還沒有在公眾面前顯露，沒有被社會認同，招股集資自然缺乏號召力。這一點，他自己也有所認識，1907年在股東第一次常會中他回憶籌辦大生紗廠的經歷時就承認：「正廠初辦，下走無狀，不能得世界之信用」。「既不能昭布信義、集累億之貲，又不能速取捷效、執讒謗之口，獨立搘拄，呼助無人。」 因而，當滬董潘鶴琴、郭茂之因在上海招股困難要求退董時，張謇「雖恨潘、郭之狡」，但因自己「本未有可以為世信用之實，又何嘗不內訟」的原因，因而也「未嘗不原其怯。」 當然，在大生紗廠迭獲利潤，張謇也「稍獲資本家之信用」後，情況就大不一樣了，張謇在籌辦大生分廠時，「不一年而得投資者六十餘萬」的事實就是鮮明的例證。此情此景，也難怪張謇會感嘆分廠的創辦與「通廠（大生紗廠）之集股，難易迥殊矣」。 從這里，我們可以清楚，張謇的狀元身分和似官非官似商非商的身分，以及與張之洞、劉坤一等朝廷大員的關系，可以使他得到「總理通海商務」的權力，得到「官機折價入股」的優待，在資金極端困難時得到張、劉等大員要求地方官員將公款撥存大生紗廠等特殊優惠。但是，當張謇面向社會招股集資時，他不是有職有權的官員、沒有買辦商人的經歷、自身也缺乏資財、「資信」度不高的情況，在「追逐利潤是資本天職」的市場經濟規律面前，導致招股集資磨難重重就是必然和正常的現象，「上海紗廠敗壞」和外資競爭等情況只不過加重了他招股集資的難度罷了。 也正是從這里，我們看到了張謇性格中難得的一面，即百折不撓的意志，如無他的這種意志和堅強的決心，大生紗廠是不可能在這種情況下辦起來的。
怎樣看待「官利」制度
在大生紗廠和大生系統企業的分配方式中，普遍實行「官利」分配製度。「官利」又稱「官息」、「正息」。這種制度的特點，是凡股東一經入股，不論企業經營狀況如何，均需按年利八厘起息。在結算時，先派官利，然後結算營業利益。不足，即謂之虧損，有餘，再分紅利。由於企業從籌辦到開工一般均需幾年，而這幾年中不可能有利潤，為支付官利，企業往往需「以股本給官利」，或「借本以給官利」。 大生紗廠籌辦期的四十四個月中，資金十分緊張，除「應歸入成本」的費用外，「用去不返者止五萬余」。其中，「各股官息」即占「一萬七千餘」， 合三分之一強。這個事例，就是官利分配在企業籌辦期加重企業負擔加據資金緊張狀況的典型一例。 正因官利具有這種性質，在以往的研究中，大都對其持否定態度。如有的學者認為，官利制度減少了大生「企業的資本積累，增加了企業的困難」，是大生企業集團衰落如此之快的根本原因之一。 另有學者認為，「它對企業的正常發展影響極為惡劣」，「嚴重影響企業素質的提高」，「嚴重影響了大生紗廠擴大再生產的規模，日益蠶食大生資本的積累」，「從內部蛀空了大生紗廠」。 還有的學者認為，「官利制的最大弊端在於扭曲企業制度，……尤其是利潤分配問題，直接導致企業實施『有利盡分』政策，禍害企業無窮」。 那麼，作為當時當事人的張謇是怎麼看待這個問題的呢？在「大生崇明分廠十年事述」中，張謇有一段話比較清楚的表明了他對這個問題的看法。他對崇明分廠開工六屆的帳略說略進行總結時，表明：「自甲辰至丁未三月初四，共付官利九萬一千四百七十餘兩。開辦費所謂九萬六千五百四十餘兩，非純費也，官利居多數也。……自丁未三月初五至戊申年終，又付官利十二萬三千七百九十餘兩。而兩屆之虧，十二萬零五百五十餘兩，非真虧也，官利佔全數也」。在這里，他首先確認了官利分配對企業結算的影響。但是，他對有人提到國外沒有官利制度這一點卻並不表贊同：「有謂泰東西各國商業，獲利若干，皆以本年營業為准。贏利若干，即派利若干，提獎若干，無所謂官利，即無所謂餘利。……雖然，各國自有習慣，有他國之習慣，乃有他國之公例，烏可以概中國？」接著的一句話，表明他對中國有官利制度的真實想法，「且亦賴依此習慣耳。否則資本家一齊蝟縮矣，中國寧有實業可言？」 顯然，這里我們需要注意，張謇對官利的評價並非僅僅從分配的角度下斷語，而是包含了更多的含而未發的內容。 確實，一種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其存在的社會基礎、條件和要求。嚴中平先生認為，「官利制度顯然是這個時代的通行制度，各公司無不如此」。 嚴先生在這里雖指的是紡織企業，但據筆者對此問題的接觸，官利制度確實普遍存在於近代中國的股份制企業中。1872年成立的近代中國第一家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在其發行的股票上就明確標明：「當經本局議定，招集股銀壹百萬兩，分作千股，每股銀壹千兩，先收銀五百兩，每年壹分生息……」。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初，中國社會掀起了一股招股集資興辦近代股份制企業的熱潮， 從現在能夠找到的當時留存下來的文獻中，絕大多數企業的章程或股票中都有關於官利的明確規定。如《申報》1883年1月14日刊登的「徐州利國礦務招商章程」中，關於分配股息的第四條即規定：「每屆一年結算一次，先提官利壹分，下余花紅銀兩，以二成酬勞辦事諸人，八成按股均分」。開平礦務局招商章程的第六條中有內容幾乎完全相同的規定：「即將每年所得利息，先提官利一分，後提辦事者花紅二成，其餘八成仍按股均分」。上海機器織布局招商章程中有「股本宜提官利也。今集股四十萬兩，官利照稟定章程周年一分起息，每年共計九八規銀肆萬兩」的規定。山東登州鉛礦的招商章程中有「收銀之日起，先行派分庄息，俟熔煉發售之後，長年官利一分，並找足以前庄息不敷一分之官利」 的規定。上海平準股票公司的章程中同樣規定有「本公司股本官利議定長年一分」。 值得深思的是，這種官利制度並非僅僅存在一時，而是從晚清一直延續到民國，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中國股份制企業的規章制度中，仍然有相當部分企業明確標明了這種規定，只不過將「官利」「餘利」的名稱改變成了「股息」和「紅利」。 可見，官利制度是普遍存在於近代中國股份制企業分配方面的一種制度，是近代中國股份制企業面向社會籌集資本時不得不面對的頗具中國特色的「國情」之一。並非始於大生，亦非結束於大生。那麼，為什麼會出現這種制度呢？一般來說，一種制度得以存在，必然有使其得以存在的種種原因，也必然受制於當時社會環境和經濟結構的種種規定性。官利制度的存在也不例外。從根本上來說，官利制度的存在，是近代中國資本較為缺乏，是一個高利貸社會的性質所決定。眾所周知，傳統中國社會資金的流向，是土地、高利貸、舊式商業和房地產業。金融機構和民間的放款利率都很高，上述大生紗廠籌辦期所借錢庄貸款月息達一分二就是一例。而且，這種高利率現象並非存在一時一地，而是近代中國較為普遍的現象。
編輯本段大生紗廠列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2] 大生紗廠留存的歷史建築、設施仍基本保持著原有的歷史面貌和格局，門類較全，主要文物建築有鍾樓、公事廳、專家樓、清花間廠房、南通紡織專門學校舊址、唐閘實業小學教學樓。 大生紗廠原址現在是江蘇大生集團總部所在地。大生集團一直十分重視大生紗廠文物的保護和利用，先後重建了大生碼頭牌樓，對鍾樓、公事廳、專家樓等建築進行了修繕，恢復了其歷史原貌，並把公事廳辟為「大生廠史陳列室」。陳列室樓下大廳按照晚清時期議事廳格局陳設，樓上三個展廳重點陳列了大生紗廠的創辦及其後張謇在南通興辦一系列工廠、學校和致力於地方事業的珍貴歷史圖片。近年來，大生紗廠接待了眾多專家、學者和青少年學生，成為近代紡織工業發展史研究和愛國主義教育的重要基地。
⑼ 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企業家是誰
民國時期，最著名的企業家是中國近代實業家張謇。張謇創辦中國第一所紡織專業學校，開中國紡織高等教育之先河；首次建立棉紡織原料供應基地，進行棉花改良和推廣種植工作；以家鄉為基地，努力進行發展近代紡織工業的實踐，為中國民族紡織業的發展壯大作出了重要貢獻。
他一生創辦了20多個企業，370多所學校，為中國近代民族工業的興起，教育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寶貴貢獻，被稱為「狀元實業家」。
張謇在當時對南通的建設已經有很清晰而前衛的規劃理念，包括與西方建築理念相結合的花園城市。這些理念的實踐使得南通被現代建築學家、清華大學教授吳良鏞譽為「中國近代第一城」。
(9)張謇什麼時候發行股票的擴展閱讀：
黃金時代：
張謇還是晚清時期立憲運動的領袖，曾主持發動了三次國會請願運動。在民國任工商部長時，他指出過去的措施，在「無導民興業之心」，卒之糜費而乏效果。今後部辦企業，概行停罷，悉聽民辦。
他生前主張「實業救國」、「教育救國」，舉辦了不少工廠企業和教育文化事業。他的「實業救國」雖不能挽救舊中國危亡，但卻有利於當時社會經濟和文化的發展。
張謇將大生紗廠早期的棉紗產品使用「魁星」商標，下設有「紅魁」、「藍魁」、「綠魁」、「金魁 」、「彩魁」等不同產品線。商標的主要部分就是魁星點斗，獨占鰲頭的形象。投產後的第二年，大生紗廠得純利5萬兩；第三年得純利10萬兩；到1908年累計純利達到190多萬兩。
在大生紗廠經營好轉之後，集資招股的問題似乎再也不存在了。1901年張謇等人決定再招20萬兩新股，一年之內就成功集到20.75萬兩。1904年，張謇決定擴張，籌建大生分廠。原來不肯出資的桂嵩慶此時也「自願入股二萬」。
當初寫信指控張謇的浙江候補道朱幼鴻，此時亦入股1萬兩。和大生一廠籌備時的艱難相比，大生二廠從籌備到開工僅29個月，很輕松地就收足了80萬兩股本。「大生紡織股份有限公司」在商部正式注冊，並且取得了「百里之內二十年不準別家設立紡廠」的專利權，張謇的社會威望也與日俱增，成為各派爭相延攬的人物。
「一個人辦一縣事，要有一省的眼光；辦一省事，要有一國之眼光；辦一國事，要有世界的眼光。」張謇的理念決定了他事業的規模，當時西方各國忙於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中國紡織市場留出了一個巨大空間。
1913年以後，和其他地方的紡織企業一樣，大生一廠、二廠連年贏利，興旺一時，僅1919年兩廠贏利就高達380多萬兩，創下最高紀錄。總計從1914年到1921年的8年間，大生兩個廠的利潤有1000多萬兩。1920~1921年，上海報紙天天刊登大生的股票行情，是當時市場上最搶手的股票之一。
此時，大生已擁有紗錠13.7萬多枚，張謇進入了自己的黃金時代。
⑽ 洋務企業普遍存在哪些問題
洋務運動中企業
的現有觀點不承認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為民族資本主義企業，原因是該類企業帶有「官」字，違背了民族資本的私人投資的概念屬性。但是，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中，「官」的地位、分量又如何呢？事實是清政府的投資帶有扶持性質。政府投資入股，扶持帶動，然後大部分撤資；甚至，有的企業根本就沒有投資。從資本構成分析，基本都屬於資本主義的股份制企業，所具封建性的就是該類企業帶有壟斷性、專營性。日本、中國興辦近代工業，都是遠遠超越原有社會基礎的跳躍式發展，沒有政府的扶持是很難成功的。日本明治維新後工業化的模式就是政府大力投資企業，然後再低價轉移給私人資本，也帶有壟斷性、專營性。洋務派有些官員，如張之洞，投資企業，然後轉給張謇，並給張謇很大的支持，而張謇是公認的有名的民族資本家。
1872年底開業營運的輪船招商局，是近代中國第一家以西方股份制公司為學習對象，通過向民間發行股票（當時亦稱「股份票」）「招商集股」，籌集資金進而興辦的新型股份制企業。輪船招商局為官督商辦企業，為中國近代股份制企業的興辦樹立了榜樣，帶動了一批近代股份制企業產生。從企業章程看第一批股份制企業，開辦目的差不多都包含有「開利源、塞漏卮、爭利權」的內容。這不僅代表了這些經營者的真實想法，同時也是這些企業用以向民間宣傳，爭取民眾支持購買股份集聚資金興辦企業的重要手段。在章程中，無一例外都把商辦原則置於十分重要的位置。在唐廷樞和徐潤主持期間制定的輪船招商局章程中，首先即強調輪船招商局「歸商辦理」，鑒於此前並無這種先例，為減少可能由此帶來的麻煩，他們不得不接著進行了一番表白：「查商人踐土食毛，為國赤子，本不敢於官商二字，稍存區別。惟事屬商辦，似宜俯照買賣常規，庶易遵守。」 開平礦務局的章程中同樣明確表示：「查此局雖系官督商辦，究竟煤鐵仍由商人銷售，似宜仍照買賣常規，俾易遵守。所有各廠司事，必須於商股之中選充，方能有裨益事。」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官督商辦、官商合辦企業是民族資本主義企業的結論。
（官辦手工業、商業是建立在農業的基礎上的，要想回答手工業這樣的問題，必需從農業上下手。答案有些亂，你可以選擇某一段重點分析。）